面对实践需求和学界呼吁,《民法典》第171条完善了《民法通则》与《合同法》关于无权代理人责任的简陋规定,并呈现出不同于比较法上多数立法例的“崭新”面貌。也正是此种杂糅式表达,导致了立法语言表达与法律解释的体系矛盾。迄今为止,争议远大于共识。无权代理人责任的法律构造,与相对人获得救济的程度及行为人承担责任的严苛程度息息相关,关乎交易安全的保护与代理制度信用的维持。因此,亟需就责任构成、外部协调问题等诸多法律适用问题作进一步澄清。本文回归无权代理人责任的信赖责任本质,将“信赖原理”与“自治原理”之间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关系作为主线,以“相对人的善意”与“行为人的可归责性”为切入点,结合利益衡量、体系解释等方法,探讨无权代理人责任的内部责任构成与外部关系协调,以寻求一个利益上均衡、逻辑上自洽、体系上和谐且有助于实现规范目的的妥当解释。由此本文分为五个部分:文章第一部分“无权代理人责任系信赖责任”,从信赖责任的四个构成要件出发,证成无权代理人责任的性质为信赖责任,进而依其背后的私法原理,明确探求法律构造的基本考量因素,即相对人的“善意”、行为人的“可归责性”以及行为人的责任承担方式与范围。文章第二部分至第四部分,为无权代理人责任的内部法律构造部分。文章第二部分“相对人的‘善意’”,从信赖原理出发,结合行为人与相对人的利益衡量、与表见代理制度的体系化解释以及法律适用方面的考量,证成相对人的善意应解释为“不知且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代理权之瑕疵”,成为第171条第4款与第172条间的过渡地带,从而在无权代理领域内呈现由宽松到严格的善意界定标准,并以此界分狭义无权代理与表见代理的适用领域,实现二者的体系性衔接。实践中,法官需运用“疏忽之人”的能力标准,结合合同缔结和履行过程中各因素综合判断相对人是否具有“重大过失”。文章第三部分“行为人的‘可归责性’”,该要件发挥着兼顾“私法自治”并为相对人的合理信赖提供支撑的功能,不能因风险领域理论的运用将无权代理人责任简化为单一的风险归责。对于行为人可归责性的具体考察,需区分能否合理期待行为人知晓代理权瑕疵分别加以讨论。在行为人既无过错且法律也无特殊规定排除其责任的极端例外情形下,可运用风险领域理论解释其责任基础。文章第四部分“行为人的责任承担”,明确本人拒绝追认的无权代理行为,仅是相对无效。若相对人主张“履行债务”,则该行为仍可在相对人与行为人之间发生效力,行为人进而取得一方当事人的地位;若相对人主张“赔偿损失”,为避免架空相对人的选择权,行为人应承担履行利益的赔偿责任。文章第五部分“无权代理人责任的外部协调”,首先,第171条第2款规定了善意相对人的撤销权,此处的善意宜采“非为明知”的标准以形成三赢局面,为避免过分偏惠相对人,相对人行使撤销权后无权再依第3款向行为人主张责任;第171条第4款之规范对象为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就相对人因无权代理所受损害的内部分担问题,由法官根据二者的过错程度进行具体衡量;第172条之表见代理与无权代理是相互独立的制度,在相对人存在一定的合理信赖但无法依表见代理制度获得救济时,仍可退而寻求无权代理规则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