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已逐渐发展成为世界OFDI的重要来源国；与此同时,作为中国OFDI主要参与者的中国跨国公司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在持续增强。由此可见,从企业视角出发,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企业OFDI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强调“企业特定优势”的主流FDI理论和强调局部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FDI理论都无法对中国OFDI和中国跨国公司出现的一系列新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事实上,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系列特征需要得到更多关注和思考。因此本研究从微观视角建立了一个适用于中国企业国际化模式选择的理论模型,并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对中国企业的OFDI决策进行深入研究；同时从宏观视角对中国企业OFDI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希望在研究中利用宏微观视角的结合,对中国企业的OFDI行为做出较为全面的解释。研究通过对企业国际化文献的梳理归纳和比较分析,以国际化的成本比较框架为基础,并融合企业国际化阶段论和折衷理论作为构建国际化模式选择模型的理论基础和构建方法；同时,通过对FDI理论和中国OFDI有关文献进行的对比研究,从中提炼中国企业OFDI的特殊特征(包括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作为建立中国式模型的重要因素。在中国OFDI的微观研究中,研究建立了这样的理论模型,它建立在国际化活动成本比较和成本最小化原则的基础上,专注于企业国际价值链上的三种主要价值增值活动(包括研发活动、生产活动、市场活动)的配置与协调,建立了一系列与中国企业实际相吻合的基本假定和关于企业国际化的经营成本(包括研发活动成本、生产活动成本、市场活动成本、知识流动成本、产品流动成本)和外生成本(包括资产获取成本和政府政策成本)假定。将企业国际化模式选择的决策分解为两类：国际区位决策,即各种附加价值活动的配置问题；国际控制决策,即各种附加价值活动的内部化与外部化的选择问题。研究对不同国际区位决策和控制决策下的国际化模式的成本组合进行比较,发现中国企业国际化模式选择模型的实质是一个OFDI的决策模型,并获得了对中国企业具有吸引力的国际化决策。在中国OFDI的宏观研究中,研究对中国企业OFDI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验证和分析企业的微观决策。结果显示出口、政府政策与OFDI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劳动力成本、直接汇率与OFDI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平均企业规模与OFDI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通过微观视角的数理模型推导和宏观视角的实证分析,研究获得了理论上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最佳模式。它们在附加价值活动的国际配置上具有如下共同的特征：第一,将研发活动配置于海外,并采用OFDI方式。通过知识生产的国际化,节省研发活动成本；第二,以OFDI方式将生产活动配置于海外,实现与研发活动的紧密衔接,减少研发活动与生产活动间的知识流动成本,促进知识的反向外溢；第三,对应较小的资产获取成本和政府政策成本。由此,可以得到两个对中国跨国公司成长具有重要意义的结论：第一,通过“逆向投资”获取战略资产,特别是知识型战略资产,是加速企业特定优势(FSA)形成,进而培育具有竞争优势的中国跨国公司的有效途径。第二,中国特有的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的OFDI具有促进作用,制度因素是加速中国跨国公司成长的契机。研究给致力于构建全球竞争优势的中国企业提供了以下战略启示：第一,积极通过对发达国家进行“逆向投资”实施“追赶战略”,是促进中国跨国公司成长的有效路径；第二,企业特定优势(FSA)是跨国公司国际竞争优势的源泉,促进企业特定优势的形成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跨国公司的首要任务；第三,企业规模的扩大不能促进中国企业的OFDI,单纯的规模扩张并不能带来企业特定优势的增强；第四,当前中国特有的制度因素促进了中国企业的OFDI,对这一契机的把握,可以加速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