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腔”一词广见于译界学者著作之中,但多以感性评价或基于语言学理论的定义形式出现,至今仍无对这一概念完整而系统的解释和研究。因此,翻译腔研究至今尚缺少强有力的理论支撑。通常翻译腔被冠以“晦涩,欧化,难懂”之名;而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却有这样一种现象:鲁迅翻译生涯后期,玄奥怪涩的译语充斥着他几乎所有译作,但后人却很少以翻译腔名之。毕竟翻译腔一语常含贬义,以之评价一代文化巨人稍显不妥。写作本文的触发点却正基于此。前人对此研究多从语言学侧面着手,本文试图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性理论模式——整合的模式,以全面阐释翻译腔现象;并将此应用于鲁迅译作的分析,以检验其可行性。在重思传统定义的基础之上,本文提出了对于翻译腔的一点看法:翻译腔并非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命题;对于翻译腔的研究可从各个不同侧面入手,即可从语言学角度发现其言语特征,也可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去发掘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还可从功能主义角度出发,阐释其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功用,也可从哲学的高度重新理清这一概念与传统偏见的关系。简言之,翻译腔是一种出现在特定历史时期,拥有其特有语言特征,由特定社会文化因素支配,并行使它特定历史功能的翻译现象与手段。鲁迅时代,诗学形态为文言或半文言所主导,这可从鲁迅前期的创作和翻译中得到印证。另一方面,中日战争,内忧外患等因素使一代语文大师鲁迅深深感到改革汉语的迫切性,促使他目的明确地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整合的分析模式——既分析言语特征,又兼顾其时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可对鲁迅译作做出较为全面公允的评价。鲁迅的玄奥怪涩并与一代文豪梁实秋等人关于翻译论战并非出于创作的不严谨,更非出于驾驭语言能力的不足;时代的原因使鲁迅必须选择异化的翻译策略,而这种语言在推动白话的发展上作用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