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忠实对等论忽视翻译的动机和社会功用，仅从原作中心论出发，把翻译当作语言文字上的转换和替代，而不去研究翻译的文化政治层面，如性别政治、暴力与挪用、解构的策略、叙事的政治等问题。然而，任何翻译都受一定的文化、文学意图和意识形态操纵，以忠实为目标的翻译标准只是对具体翻译实践的要求，而无法解释复杂的翻译现象，更不能作为翻译文化研究和意识形态研究的理论指导。自20世纪90年代翻译文化学派提出文化转向后，翻译研究便冲破传统语言学等效论的藩篱，开始关注影响翻译过程的外部因素。于是，处于宏观层面的译者、译入语语境中的历史、文化、政治等因素就成了研究重点。翻译活动都会受到所处时代历史文化语境的限制，特别是处于政治变革中的翻译活动，无疑具有更为明确的目的性和社会功利性。　　 本文研究的主题是翻译与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理论来源主要是伊恩·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和文化学派的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的改写理论、文化构建理论。研究背景是中国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研究方法是以该时期翻译内容、翻译策略的内在规律和翻译主将的翻译观为线索对史料进行整理归纳，统计梳理，并辅以对该时期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的宏观描述和思辨研究，从而得出作者的结论。　　 论文首先对意识形态与翻译的相互关系作理论上的探究。在界定了意识形态的内涵后，文章从意识形态与译文的生成过程，意识形态与译者的决策入手层层论证，最后得出意识形态与翻译的互动关系。　　 论文接着通过分析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案例，巩固作者的论证。检视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作者发现：五四初期崇尚浪漫主义，以译介英国作品为主导；中后期注重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译介，俄国及弱小国家的文学译介成为时代风尚，同时翻译策略也经历了急剧转变：翻译语言从文言文享有至尊的地位，到白话文成为唯一的书面语言；到白话文也受到抨击，欧化的语体文的提倡；翻译方法从大刀阔斧的“豪杰译”到“直译”，甚至“死译”。这种种变化并不是纯粹的翻译内容与策略问题，而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语境发展的变迁密切相关，翻译的变化是为了实现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之旨。另一方面，考察五四时期译介作品的社会反响与当时的文化，文学意识形态趋向后，本文发现，翻译成为思想启蒙的载体、精神沟通的桥梁、救治传统文学观念弊病的良药、新文学建设的范型和别致的审美对象，和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和新文学发展具有恒久意义的重要工程。简而言之，翻译重塑了原有的意识形态，也构建了新的文学范式。　　 研究发现，翻译，从根本上讲，并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更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字游戏、一种文本间话语符号的转换和替代，而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在另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环境里的改造、变形或再创作，即勒弗菲尔所谓的“重写”。然而，译者对原文的“重写”并不是随意为之，而是受多种因素操控和影响，如意识形态，历史因素，社会因素等；而反过来，这种“重写”后的译文又对这些因素起到一种反作用，尤其对意识形态的构建和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因而，翻译的意识形态观将翻译研究从传统的“忠实”、“通顺”，“直译”、“意译”的简单的技术层面上解放出来，将其置入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碰撞、对话、抵抗的思考中重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