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酌分制度的雏形可追溯至我国封建社会有关赘婿和异性养子获得遗产的规定,这项制度从古至今都是不具有血缘关系的人取得遗产的重要依据。随着上世纪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独生子女家庭增多,当今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剧,子女的养老负担加重,而让继承人以外的人承担一定的扶养义务可有效缓解这一社会难题。新型家庭关系的出现迫使传统的继承制度不断革新。198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14条正式以法律形式规定了遗产酌分制度,随后出台的《继承法执行意见》也对该条文的适用作出了一些规定。此项制度以死后扶养说和扶养行为报偿说为理论基础,保障了符合一定条件的继承人以外的人,基于扶养或被扶养的关系获得遗产的权利,扩大了遗产受益人的范围。《民法典》继承编修改了遗产酌分制度的规定,删除了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人需要具备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这一严格的条件,这扩大了“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人”的范围,使得遗产的扶养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但关于遗产酌分制度许多争论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首先,遗产酌分制度的法律性质学说众多,适用前提不明确,这导致了权利的实现次序存在争议。其次,就遗产酌分权的主体而言,“扶养”与“扶养较多”的标准过于模糊,并且对于适当分得遗产的多少,继承编司法解释沿用了《继承法执行意见》的规定,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多于或少于继承人,遗产酌分的考量因素也没有规定。过于宽泛的表述和法律规定的缺失导致了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司法实践中裁判标准不一。此外,遗产酌分制度没有关于权利行使、放弃和丧失的有关规定,权利保障措施不到位。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关于遗产酌分制度的相关规定。通过对我国港台地区以及日本、韩国、德国和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类似于遗产酌分制度的考察,得出完善我国遗产酌分制度的建议。首先,明确遗产酌分权的权利性质是一种特殊的债权,明确其既可以在法定继承和无人承受遗产时适用,也可以在遗嘱继承和遗赠中适用。继而得出该制度的实现次序位于继承权和受遗赠权之前,普通债权之后。其次,规范权利主体的认定标准。厘清“扶养”与“扶养较多”的含义,增设“与被继承人有特殊关系的人”为遗产酌分制度新的主体。再次,根据不同的权利主体和适用条件设定遗产酌分数额的上限和考量因素。最后,完善遗产酌分制度的权利行使和保障措施。设立关于权利放弃和丧失的规定,设定权利行使期间,充分发挥遗产管理人这一新设立制度的作用,设置遗产酌分案件诉讼的前置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