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问题一直是后进国家和地区十分关心的问题。它很大程度上成为后进国家和地区能否成功利用外资发展本地经济、落实追赶战略的关键。但与美好愿望相反的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经常出现外资的“松脚性”现象。所谓“松脚性”，描述的是跨国公司与当地联系少，易外移，溢出效应有限等问题。这自然引起各方的关注和忧虑。由此，我们不禁产生疑问：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跨国公司是否有可能真正嵌入本地，嵌入过程会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 现实中，跨国公司本地嵌入行为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非自动性，即出于种种原因，并非每个跨国公司在所有情况下都会自动选择本地嵌入。在此过程中跨国公司和地方发展往往会出现各种目标冲突问题，本地嵌入不可能是地方一厢情愿的事情。因此，无论是仅从地方角度，还是仅从跨国公司角度出发，都难以认识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全貌。二是非自主性，即本地嵌入并非完全是跨国公司自主选择行为的结果，它会受到投资地各种社会制度文化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因此，仅仅从跨国公司单一主体角度来理解其本地嵌入行为是不够的，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往往是多方主体(如跨国公司母公司、子公司、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互动博弈的结果。非自动性和非自主性反映了本地嵌入问题自身的复杂性。要解开本地嵌入的目标冲突问题，寻求可能的解决办法，需要把本地嵌入置于多主体、多尺度和动态过程中去求解。在理论研究中，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对跨国公司本地嵌入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本地—全球视角、全球—本地视角和跨国公司理论最具有代表性。上述理论视角尽管各自给本地嵌入问题都提供了一定的解释力，但同时也存在不足的地方，三者之间存在沟通与整合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综合上述现实导向和理论导向的潜在需要，本文选择跨国公司本地嵌入过程作为中心研究问题，同时从跨国公司和地方双方角度着眼，将跨国公司本地嵌入视为多主体互动博弈的过程，并且基于理论整合视角和动态视角展开研究。 围绕“跨国公司本地嵌入过程”这一中心问题，本论文主要研究了四个问题：第一，过程研究属于动态性研究，那么如何从动态性角度来界定本地嵌入的概念内涵和内在路径?第二，本地嵌入过程受到哪些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如何在多方主体博弈下产生可能的有效“均衡解”?第三，什么情况下可能出现无效的“均衡解”呢?随着外在因素的变化，本地嵌入可能表现出怎样的“消退”行为?第四，上述关于本地嵌入的内在路径和影响因素的理论和假设如何通过实证统计检验? 本研究利用问卷调查作为收集数据的主要手段，共向浙江杭州和广东东莞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