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兴技术的不断发展与信息经济形态的到来,个人信息逐渐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资源,个人信息不再囿于传统隐私信息范围,被赋予了经济价值。在个人信息收集整理、集成整合以及分析存档的整个过程中,侵害个人信息事件频频发生。人们享受着大数据带来的方便的同时,也会因个人信息侵害遭受损失。我国公法上已经将个人信息侵权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但是刑罚入罪门槛较高。私法上确立了个人信息的法律地位,但是未考虑到个人信息侵权的特殊性而对个人信息侵权救济规则做出特殊规定,只能适用一般侵权救济规则。在个人信息侵权事件中,个人信息主体遭受的损害普遍属于微额损害。因此,个人信息主体被侵害后,请求损害赔偿困难,被侵害的个人信息主体缺乏维权索赔积极性。本文将对我国个人信息损害赔偿现状进行分析,对个人信息损害赔偿规则域外立法进行考察,探寻在我国建立个人信息微额损害最低赔偿制度的必要性,并对该制度的构建提出构想。除导论和结语外,本文共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个人信息损害赔偿的现状。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其一,对个人信息侵权案件进行统计分析。其二,从损害赔偿范围过小和损害事实证明标准过高分析个人信息损害赔偿立法现状。其三,从损害赔偿义务人难以唯一确定、主张赔偿途径存在缺陷以及个人信息主体维权索赔积极性不高分析个人信息损害赔偿实践现状。第二部分,着重考察个人信息损害赔偿规则域外立法。分别对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新加坡以及美国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模式以及损害赔偿规则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对域外个人信息损害赔偿规则先进经验的阐释,为解决我国个人信息损害赔偿存在的问题提供借鉴思路。第三部分,围绕建立个人信息微额损害最低赔偿制度的必要性进行阐述。我国适用一般侵权损害赔偿规则保护个人信息,无法调动个人信息主体维权索赔的积极性,造成放任个人信息侵权行为的后果。笔者分别从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需要、调动个人信息主体维权索赔积极性的需要以及私法上惩治个人信息侵权行为的需要探究其必要性。第四部分,重点对我国个人信息微额损害最低赔偿制度的构建提出建议。笔者认为为了改变当前个人信息损害赔偿现状,应当加快建立个人信息微额损害最低赔偿制度,明确制度立法思路,明确个人信息微额损害最低赔偿责任与其他损害赔偿责任的关系,统一制度适用条件,确定最低赔偿数额,制定配套免责事由以及落实诉讼程序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