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在发展中逐渐完善,企业上市政策也逐渐规范,企业若想成功上市,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企业通过IPO上市,会面临着较长的等待时间、较高的成本、更为严格的监管审核,而借壳上市相较于IPO而言则更为简单高效,因此借壳上市也就成为想要快速实现上市的企业的首选。在借壳交易中企业出现估值过高的情况通常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性,为了缓解此种风险,提高并购重组的效率,经过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之后,我国出台业绩承诺制度,并在2008年将业绩承诺引入重大资产重组活动之中,规定在借壳交易中交易双方必须签订业绩承诺协议。随着业绩承诺在交易过程中的运用,一些新的问题也渐渐凸显。为向市场传递积极的信号,企业往往在估值阶段就会虚高价格,进而导致高额的业绩承诺。远远超过企业盈利能力的业绩承诺目标,会提高企业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实现业绩目标的可能性。借壳企业管理层为了达成业绩承诺,不触发业绩补偿机制,有着很强烈的动机通过盈余管理实现与壳企业约定的业绩目标。但是这种实现只是短时的,从市场中现有案例来看,大多数通过盈余管理来完成业绩承诺的企业,往往在业绩承诺期的最后或是完成后的首年,出现经营疲态,业绩发生巨变,严重打击市场中潜在投资者的信心,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因此,基于上述现实背景,本文选择对借壳上市企业在签订业绩承诺之后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研究。本文将中公教育作为研究对象,参考梳理了国内外学者的现有研究成果,采用案例分析法和财务指标法,将契约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作为本文的理论支撑,先是对中公教育借壳上市的全过程和业绩承诺的履约情况进行了分析,然后对中公教育借壳上市后在业绩承诺的驱动下可能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具体行为、产生后果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然后得出如下结论:（1）中公教育在业绩承诺的驱动下,为了规避业绩补偿、提高自身股价和缓解监管部门的监管压力,产生了盈余管理行为;（2）中公教育虽然通过盈余管理成功渡过三年业绩承诺期,但是在业绩承诺目标达成后的首年就出现了巨额亏损,公司的各项能力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由此可见,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带来的只是短期的业绩表现,对企业长远发展不利。在分析出中公教育业绩承诺中存在的问题之后,针对性地提出建议,即业绩承诺制度要完善,企业管理层要自我约束,监管部门和审计机构要强化自身职责,只有多方共同发力,才能有效避免“业绩承诺精准达标”、“业绩爆雷”的现象出现。希望通过本案例的研究,为市场上存在相同情况的企业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