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处于低迷,发达国家采取了“再工业化”策略,高端制造业回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存在结构层次低、技术创新不足等矛盾,山西省制造业还存在研发产出低、市场开放程度不高、内部结构演进慢等问题,山西省产业转型升级的局限因素仍然存在。2014年我国提出经济新常态,经济正处在新经济发展阶段的重大机遇期,经济新常态也对山西省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出了更高要求。由于山西省制造业依赖粗放型要素模式,环境污染、能源浪费等问题突出,所以更应推动技术创新、提高要素质量、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进而推动山西省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转型升级。鉴于此,本文首先分析山西省在中部地区转型升级的现状,顺利推出山西省各地级市也有转型升级的现状。按照生产要素投入的密集程度,将制造业分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三类,将研究阶段2008-2019年（T）分为2008-2013年（T1）和2014-2019年（T2）时期。运用产业结构超前系数来分析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方向,运用Lilien指数模型和Moore值模型从劳动力和产业结构演进两个角度来分析制造业转型升级速度。在此基础上,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中的GMM广义距估计,分析不同因素对山西省制造业转型升级方向和速度的作用效果,并对山西省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出建议。本文研究结论如下:（1）与中部其他省份相比,山西省在T时期行业结构超前系数均大于1,三大制造业超前发展且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展较快,山西省制造业演变方向为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从Lilien指数、行业结构矢量夹角及行业结构年均变动值角度分析,山西省制造业转型升级速度在中部省份的排名相对靠后,山西省制造业劳动力再分配速度及制造业转型升级速度较慢。（2）除忻州市外,山西省其他地级市在T时期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超前发展,技术密集型行业份额增加,且行业转型进程较快。从Lilien指数角度看,与T1时期相比,T2时期太原市、晋中市、临汾市、朔州市、阳泉市、运城市及长治市的Lilien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说明上述7个地级市的劳动力在制造业三大行业中的转移速度在加快,制造业结构转型速度有所增加。从行业结构矢量夹角及行业结构年均变动值看,临汾市、朔州市、忻州市及阳泉市在T2时期与T1时期相比呈上升趋势,行业转型速度加快。（3）在构建空间权重矩阵的前提下,山西省制造业转型升级方向和速度的评价指标在空间分布上存在自相关关系。在广义距估计（GMM）的回归结果中,实证得出,技术创新水平、人力资本、要素禀赋、FDI水平、出口水平及政府财政投入水平六个影响因素对山西省制造业转型升级方向和速度的存在正向的作用效果;所有制结构对山西省制造业转型升级方向和速度存在负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