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学经过宋元明代的发展,进入清初已是强弩之末。一味地模仿赵董的宫廷趣味,主导了清初的书坛,使得帖学一脉更加糜弱,回天乏力。在金石学的兴起的影响下,书坛之上碑学兴起,从此书法史进入了碑学时代。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他们都进行了全面而深入地探索,到清末民国时期,碑学达到了一个兴盛繁荣的高峰。正是在碑学经过充分发展之后,人们也看到了碑学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从理论上说如何全面地看待碑与帖的地位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从实践上如何克服碑派书法所带来的笔法粗疏、书风粗野等问题,这些问题把大家引向了一个新的方向:碑帖结合的问题。有着通人之学的沈曾植等人,并不像康有为等人那样为了抬高碑学而极力贬低帖学,而是比较全面客观评价了碑帖的历史地位和各自的价值。在实践方面,赵之谦、于右任等书家把北碑与帖学进行调和,吴昌硕、胡小石等把篆隶书和帖学尝试结合起来。同时,像沈尹默等以帖学为主的书家,也不回避碑派书法的问题,在碑帖结合的学习上也给了这些以碑学为主的书家很大的启发。当然他们在做了理论和实践的探讨之后,尽管有所得但还是有所失。书家们会因为用碑的笔法写行草时二者结合不彻底,导致行草书作品中出现完全是碑的形态的字体,这样的单字与整体缺乏和谐,使作品陷入夹生的窘境。也会因为对碑的雄浑苍茫特征的过度使用,使本该起收笔、转折处以细腻为主的行草书,在细节处荒率粗糙。还会因为过度使用碑的方直硬折、字与字的独立不连贯,而使行草书的章法艰涩不通,行气不畅。从书法史的总体来看,我们今天仍然处在一个被碑学所笼罩的时代,碑帖结合的道路是一条宽广的路,他们所取得的成绩是不容小觑的,但他们所存在的问题也亟待我们来解决,碑帖结合的书法之路,仍然任重道远,道阻且长,仍然是一条书法创新的希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