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云南是中国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份,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足迹和文化背景,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耀眼夺目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特别是南迁而来的蒙古族。
兴蒙蒙古族乡是云南唯一的蒙古族聚集乡,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传承传统和吸收其他兄弟民族文化,形成了异于北方草原蒙古族文化的蒙古族亚文化,是蒙古族文化的一朵奇葩。相对于北方蒙古族族群主体,兴蒙蒙古族处于族群边缘,不管是出于原生的族群特质和情感,还是谋求文化发展的“工具性”策略。族群边缘往往要有更强烈的族群认同,更强调族群特征。所以“边缘”为观察和理解族群现象的最佳位置。对兴蒙蒙古族的调查研究,有利于了解蒙古族南迁的历史,了解蒙古族在云南高原生态环境中的文化适应和文化变迁,以及在当下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
本文以兴蒙乡蒙古族为调查对象,运用费孝通先生关于文化自觉的相关理论,探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兴蒙乡蒙古族面对族群认同的困惑,在强烈认同意识的驱动下,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和民族平等、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指引下的文化自觉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兴蒙乡蒙古族人民积极地同内蒙蒙古族同胞联系,强化民族认同意识。在与内蒙古的文化交流中,发现缺失的传统文化,为了寻找民族的归属感和实现族群的认同,兴蒙乡蒙古族努力恢复民族传统,并进行了文化吸纳、文化重构等一系列有探索性的文化自觉活动。填补了由于“历史失忆”而造成的传统文化上断裂的鸿沟,实现了民族传统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良性整合,并以独具特色的那达慕为契机,加快了自身发展,走上了一条适合云南高原蒙古族的文化发展之路。兴蒙蒙古族乡文化自觉的经验累积和所产生的社会意义,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具有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