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统计资料与学者个案研究表明,中国村落正在面临终结的局面,但两者将村落终结理解为村落城市化、村民市民化以及村行政体制瓦解,忽视了村落共同体这一重要维度;而另一个似乎相反的社会事实是,伴随城市化浪潮推进,城中村兴起,既有研究仅仅描绘了在时城中村内关系图景,忽视了村落内关系变迁。基于此,本研究以上海城中村申村为个案,运用文献法、深度访谈以及参与观察法,将已有村落共同体研究与作为社会学的城中村研究交接,试图解决这样一系列问题,首先,申村是否存在本地村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结合体关系;其次,若存在这种关系,那么申村在形成结合体关系之前,村落内生活秩序如何,是否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村落共同体;再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村落共同体是如何演变为结合体的,具体机制是什么?最后,这种变化结果与村落终结是什么关系?村落终结的内涵是什么?研究表明:第一,集体化时期,从地域边界与社会关系两个维度而言,申村是一个村落共同体。从地域维度来说,申村的自然边界、行政边界、经济边界、社会边界与文化边界互相重叠与嵌入,具有明显与封闭的村落边界;从社会关系维度言之,村民之间互动频繁,在婚礼、建房仪式性互惠与串门、食物赠与非仪式性互惠中增强村民感情,深化村民关系,促进村落团结与内聚力。同时村民与村干部之间呈现为一体化关系,这种一体化关系不仅体现在村干部为村民负责,为村民提供支持与帮助,村民拥戴村干部,而且表现为村干部与村民显性与细微的收入差别。第二,改革开放以后,申村经历了一系列宏观制度变迁与微观多元主体行动,村落共同体已经瓦解,逐渐成为原子化村落。就地域边界而言,申村的自然边界、行政边界、经济边界、文化边界与社会边界逐渐弥散与模糊,边界弥散深刻影响了村落内社会关系。村民之间互动缺失、互惠瓦解且两者关系日益理性化,开始以金钱来定义双方关系,甚至对家庭成员选择性亲密。同样,村民与村干部之间关系也已断裂,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村民与村干部之间互动减少,呈现陌生与疏离化;其二,村民与村干部之间收入差距拉大,且村干部收入隐性化;其三,村干部充当营利型经纪人,以权力寻租获取高额灰色收入;其四,时空不平衡。总之,申村已从集体化时期的总体性村落演变为改革开放后的原子化村落。第三,在村落内平行关系与垂直关系断裂之时,外来人口与本地村民关系正在生成。研究发现,两者主要是基于理性计算的结合体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结合体之中也存在共同体关系。这种亲密关系获得是受居住年限与房东秉性影响。故村落内主导社会关系从村民之间、村民与村干部之间转变为村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第四,本研究认为村落终结不仅意味着村落城市化、村民市民化与村行政体制解体,更表明村落共同体瓦解,且后者是村落终结中更为实质的内容。故以村体制与共同体关系两个维度来界定村落终结,将村落终结划分为四种模式,本文关注的原子化村落即是村落终结的一种形式,丰富与修正了既有研究对村落终结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