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依存和互动关系,一直以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但是一直以来未达成一致。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主要基于总量的经验数据来研究分析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然后对内在的全方位的影响机理缺乏深入的分析,同时传统的理论认为“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增长水平”的观点也太过于绝对,而且一国金融发展历程的具体的时变演进机理尚不够清晰,此外,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与实体”的关系引起了全球学术界的深刻反思。而处在金融发展与改革关键期的中国,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不断加速的今天,也面临了一系列问题：如何更好地推动金融发展与改革?如何更好地协调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更好地提高实体经济的资本配置效率,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本文在系统地梳理国内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首先系统地总结并跨期比较了典型的不同金融发展模式国家的金融体系差异和部分市场化进程,然后针对“金融发展水平取决于实体经济增长的水平”的观点提出质疑,借鉴Rajan和Zingales(2003a),Becerra、Cavallo和Scartascini(2012)的利益集团理论思想,基于经济体系内部金融业与实业互动和博弈的视角重新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了在仅考虑贸易和资本流动同时开放时,市场经济体系中的金融业与实业互动所形成的合成动力推动一国金融发展的影响机理,然后从多维度比较了不同金融发展模式的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并基于不同金融发展模式的代表性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组成的多国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SUR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和比较分析。同时,在已有研究和前面的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了Wurgler(2000)经典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从时间演进视角和行业层面构建理论分析框架来分析在一国经济体系下金融发展是如何全方位通过资本配置机制来影响实体经济的,并基于我国实体经济的行业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SUR(似不相关回归)模型中的FGLS(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方法、LSDV(最小虚拟变量二乘法)、Hausman检验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与不同金融发展模式的国家比较分析该影响机制的差异。这些探讨与分析深入地剖析了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关系,不仅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且以期为处在金融发展与改革关键期和经济结构性转型期的中国提供良好的决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虽然在金融发展和市场化进程中各国会有相同的一些规律,但各国所面临的历史环境以及各自的人文、制度等因素都会不同,因而还需要重点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形进行决策。2、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在贸易和资本流动同时开放以及两者开放度的提高时,经济体系中的金融业与实体经济行业会进行互动和博弈而后将形成合成动力并通过影响该国对金融服务和发展的需求来推动一国的金融发展,这在不同金融发展模式的国家的金融发展历程中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是对于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这种影响机制更为明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性质上属于金融发展的需求推动型,但是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的差异,未来我国应进一步在贸易和资本管制领域放开,使市场内在的机制更好地推动我国的金融发展。3、我国的金融发展与改革的加速,促使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的资本配置效率有较明显的提高,且呈上升趋势,但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中介在过去的实体经济的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金融市场则显得还不够。4、金融发展会通过资本配置机制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那些“先天性”对外融资依赖性较高的行业,会因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使其资本配置效率提升得更快,并呈现出不对称的“行业效应”,这种效应在我国存在但不够明显,而在金融发展程度更高的国家更为明显,也侧面说明这很可能与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还不够高有关。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系统总结了典型金融发展模式的代表性国家的金融体系构成和差异,同时从跨期比较的视角分析了典型代表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并说明了一国的发展还受到特定历史环境、人文因素等的影响；第二、从金融业与实业互动的全新视角构建了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了一国金融发展历程的变化和差异,并基于不同金融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国和新兴经济体组成多国面板数据得到了金融发展动力较为的普适性的规律,并比较了不同国家的差异；第三、拓展了资本配置效率模型,并在一国经济体系下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全方位地分析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以及由异质性带来的“行业效应”,并进行了国际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