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是在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因此,建设新农村的一切行为和举措都应该以“法治”为基本决策依据。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其法律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着新农村建设的各项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农民法制教育是提高农民法律素质的重要途径。从1986年,我国实施普法教育规划以来,经过五个“五年普法规划”,广大农民的法律素质有了较大提高,但是与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尤其是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加快,现行的农民法制教育模式,逐渐暴露出“教育内容缺乏针对性,教育方式方法单一,制度化不强”等问题,这使其越来越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农民学法、用法和新农村建设对农民法律素质的要求。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和文献查阅,笔者发现,当前农民法制教育之所以会呈现不存不济的状态,除了与法制宣传存在的问题相关外,也跟基层政府执法行为不规范、基层法律服务缺位、村民自治制度不完善和农村民生事业落后有关系,后者对农民法律意识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前者。笔者在研究域外农民法制教育之后发现,凡是“涉农法制完备、基层自治发达、社会组织兴旺”的国家和地区,农民的法律意识都比较强。基于以上的调查和研究,结合教育学中“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理论,笔者将“国家、社会、农村”,视为推动农民法制教育全面进步的“三方主体”,将“健全涉农特别法体系、发展农民社会组织、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改善农村民生落后局面”等方面,视为农民法制教育的“隐性教育部分”,提出了“构建农民法制教育立体化模式”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