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作为基本的财务活动，直接影响到企业的价值。纵观我国经济近几年的发展，投资虽然带动了我国的经济，但由于很多企业由于无节制地投资，轻则造成资源浪费，重则导致破产，给企业带来灾难性伤害。企业的这种非效率投资，尤其是过度投资，损害了企业的价值，而影响企业投资的因素具有多重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人类的决策行为并非完全理性。已有心理学研究表明，在决策过程中，由于人们对自身与外界的判断存在一定的偏差，选择吸收与自己预判相一致的信息，高估或者低估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特别是企业的管理层，他们受到复杂信息、过往经验、信息反馈滞后等影响，往往会偏离理性，产生过度自信的心理，使投资非效率。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者们试图从不同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主要有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但这些理论是建立在理性经纪人假设基础之上。现实中，企业的投资的决策者并非完全理性，他们的认知偏差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本文针对我国出现的投资过热现象，首先利用自由现金流代理理论研究我国2007-2014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过度自信对过度投资行为的作用，再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探究股权集中在该过程背后的治理效用，为制约过度投资提供理论依据，提出政策性建议。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本文分五个部分来研究过度自信导致的过度投资行为:　　第一部分为绪论。该部分首先阐释了本文选题的背景及意义，再结合文章理清文章思路及框架，最后提出了本文的预期贡献。　　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及文献综述。在该部分，分别对过度自信、过度投资以及股权集中三个主题在理论、文献综述与度量方法三个维度进行了阐述。　　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该部分首先通过对理论及现状的分析提出了六个假设:主要研究了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的关系，投资现金流在该关系中的敏感性，股权集中度对该关系的制约机制，又分产权性质对三个假设进行了深入讨论其次对为验证以上六个假设筛选出的研究样本的过程进行介绍，最后对实证的变量及模型的选择进行了解释。　　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该部分对研究设计的实证结果进行了报告，包含Richardson预期投资模型及三个关系模型的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及回归结果分析。　　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包括实证结论、建议、不足和展望。该部分首先将实证结果与研究假设进行了对比分析，提出解释原因;再针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治理存在的问题分别从管理层、项目及公司三个维度提出了建议;最后指出了本文的不足及展望。　　通过以上五个部分的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过度自信能够导致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管理者的心理偏差使其对未来的预判有失客观，可能出现高估风险、低估收益的判断，从而使企业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项目净现值为负的项目，削弱了企业的价值。所以，这种过度自信心理导致了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　　第二，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管理层过度自信更容易导致企业过度投资。在国有企业中，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正向显著相关，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不显著，即国有企业的管理层的过度自信心理更容易导致过度投资。因为在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严重，管理层受到来自股东的约束较轻。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目标多样化，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等导致管理层在投资失误后会归因于外部，忽视了自身的因素。所以，对他们而言，过度自信带来的过度投资行为更明显。　　第三，投资现金流能够促进过度自信管理层的过度投资行为。管理层过度自信与投资现金流的交乘项与企业过度投资规模正向显著相关，表明在过度自信的管理层的决策下，投资现金流的充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过度自信的管理层往往会认为自己公司价值被外界低估，不愿意使用外部融资，当企业内部现金流充裕时，他们会明显会实施更多的投资行为，造成了投资过度。　　第四，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在管理层过度自信的情况下投资行为具有更为强烈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在非国有企业中过度自信与投资现金流的交乘项正向显著相关，而国有企业该系数正相关却不显著，即在非国有企业中，投资现金流的提高会引致过度自信的管理层的过度投资行为。由于在我国的金融市场环境的特殊性，国有企业融资存在“软约束”，非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存在融资难的情况，所以，非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对内部现金流更为敏感，当其充裕时，过度自信的管理层有机会进行大量的投资，更容易造成投资过度。　　第五，股权集中会抑制过度自信的管理层的过度投资行为。股权集中度与过度自信的交乘项与企业投资规模负向显著相关，说明在过度自信的管理层管理的企业中，股权的集中能够抑制其过度投资行为。股权的集中会让大股东的收益与企业的价值联系在一起，他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收集信息，在企业的重大决策中表现得更为谨慎。而此时，大股东从公司价值提升中获得的收益远远超过了从中小股东利益侵占中获得的收益，大股东与小股东的代理问题得到一定的缓解。所以，股权集中能够抑制过度自信管理层的过度投资行为。　　第六，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股权集中度对过度自信的管理层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强。在非国有企业中股权集中度与过度自信的交乘项在负向显著相关，而国有企业中该系数相关性却不显著，即在非国有企业中，股权集中度的提升会显著抑制过度自信管理层的过度投资行为。这是由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管理层业绩考核、融资约束以及代理问题的差异引起的。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　　在对现有理论及成果梳理的基础上，本文首先研究了过度自信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再在这条线的基础上引入了企业自由现金流与股权集中度两个变量，研究他们在其中产生的影响。再分国有和非国有样本对模型进行了检验，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预期能有以下贡献:　　1、西方对于行为金融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较早，也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观点与结论，但这些研究结果在我国是否适用值得进一步研究。所以，区别于其他学者对企业过度投资的研究视角，本文以一个崭新的切入点，研究管理层非理性状态下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并试图对其影响与治理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为公司治理实践起到指导作用。　　2、在管理者非理性的视角下，探讨股权治理对企业过度投资的作用在我国的学者的研究中鲜有涉及。本文将股权集中度融入到过度自信的管理层与投资效率这一关系中，研究在我国的特殊经济环境中，股权集中度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治理作用，以期提供更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司治理。　　3、很多学者在对管理层非理性情况下引起过度投资的研究中并没有区分产权性质的差异，本文立足于我国特有的经济环境，在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模型中划分国有与非国有样本进行研究，同时，在研究其影响因素——自由现金流、治理因素——股权集中度时也分不同产权性质的样本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在不同股权特征下各个因素发挥作用的差异。　　4、在研究的思路上，本文提供了两个视角对管理层过度自信造成的过度投资行为进行了探讨，一个视角来源于对该关系的促进，另一个视角是对该关系的抑制，两个视角在实证中都得到了印证。那么在对过度自信引起的过度投资的治理中，是否也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呢？对企业自由现金流进行控制的同时，在股权的集中上也展开相关的治理，双管齐下，为后人的研究以及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　　当然，由于笔者对研究领域的理解和客观条件的限制，论文中尚存在一些不足:　　1、本文在衡量过度自信指标上有所欠缺。我国学者将过度自信理论引入实证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实证研究多是借鉴外国学者的方法，本文采取的管理层持股作为过度自信的衡量指标，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基于我国特定的资本环境尚存在一定的不足。管理层持股变化还有可能基于其他的因素并未只有过度自信。同样的，采用盈利预测上的指标、行业景气指数、消费信心指数也存在各自的缺陷，不能对过度自信进行有效地度量。因为客观上，过度自信就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会来自管理者本身、企业特征以及宏观经济环境。本文对过度自信的衡量相对粗糙，但是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学者研究处于探索阶段这样的尝试是可行的。笔者认为，过度自信的研究可以借鉴目前国内学者研究公司治理的方法，用多个因素进行分析，最后形成一个综合指数来作为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　　2、本文衡量预期投资模型借鉴了被广泛使用的Richardson的模型，该模型的各项指标是建立在企业内部财务数据上的，但是在实际的生产经营中，企业的预期投资不仅受到企业内部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宏观经济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均未被考虑到，所以，用该模型的拟合残差来衡量过度投资的适当性值得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