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政治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秩序下,毫无疑问,中非关系是影响我们时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在中非关系中,中坦关系又占有重要地位。中坦关系源远流长,早在唐朝时便有中国船只远航坦桑尼亚沿岸,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坦两国都面临着反对外来干涉,巩固新生政权和发展民族经济的共同任务,以及支持其他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任务。正是这些面临的共同任务将两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中坦关系发展成为中国对非国家关系中的一个楷模。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而坦桑尼亚作为一个拥有同等主权的国家的历史并不太长,但两国都坚信：如果越多数的人民过上好日子,那么这个国家的未来也就越光明。这两个主权国家实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不管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稍后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是坦桑尼亚的乌贾马运动、坦中友谊纺织厂项目以及坦赞铁路工程,都反映了两国一直要求变革的积极主动的态度。然而,中外的历史学家们都只是泛泛地描述了公元1968年至1985年问中坦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并且泛泛地谈了一下这些措施对当今日益激烈的政治经济竞争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中坦之问这种富于成效和为人民谋福利的有益交流已经受到并将继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和质疑。在任何状态下,一个国家的生产必须要满足本国人口的需求。这就为中坦人民进行思想和生产的表达与交流提供了机会。根据西方历史学的说法,不公平竞争的无法避免和一定的生产模式之问有着明显的相关性。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坦桑尼亚前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和中国国家前领导人毛泽东主席看来,只有彻底消灭了欺骗、剥削和压迫,才有可能进行满足人民物质需求的生产,他们都倡导在一定条件下建立一个包容性社会。两国各种不同的政策和项目的启动和实施都反映了政府集思广益,寻求发展现代化生产力。这些尝试和做法引发了相异的观点,并导致了不同的结果；比如中坦两国所进行的政治改革都分别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中坦两国形式多样的改革对其当代的工业发展和政体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从单纯公有制到部分承认私有制,以及向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同的示好,这些影响都不可避免地强调了改革中的很多非建设性和建设性的模式。本篇论文的写作目标是回顾和总结中坦两国在20世纪60～80年代在政治和经济层面所进行的“对话”的过程和经验,虽然双方在文教卫生也有许多交往,但因为所找到的档案材料较少,多为别人的总结,因此待以后继续从事中坦关系研究时再做深入的探讨。本篇论文所面临的三个重要问题是：1、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范围内,怎样准确地评估中坦两国在这段时期里双方的政策和合作项目在质和量上的影响?2、中坦两国普通民众对这段时期中坦关系,尤其是对坦桑尼亚的乌贾马运动、坦中友谊纺织厂项目和坦赞铁路工程等重大事件的反应如何?3、这段时期中坦关系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得到了普遍地认可?由于本篇论文强调理论性,本文资料和信息的主要来源将是这个时期内的文件和论文及经历这一时期中坦交流合作的工人、学者的证言。当需要比较论证时,还会使用到内容广泛的具体数据资料,例如其生产状况和销售状况等,还会使用先前定义好的范畴以及当下常用的一些研究方法和策略。在任何历史研究中都是需要变换不同的历史编纂学方法。因此,线性的以及多中心论的方法都将用于明确阐释本篇论文的论点。除此之外,部分信息资料的直观来源还将包括：当下媒体资源,比如报纸和杂志、行政部门的记录、工商界和学术界的一些评论和访谈,以及相关机构中描述或记录了这些社会经济政策的影响的材料。其中的访谈资料为笔者在中国和坦桑尼亚的采访所得。本篇论文包括绪论、引言、正文和附录四大部分。绪论和引言部分主要叙述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目标,以及选择中国和坦桑尼亚两国历史上的结合点,简要地阐述了两国历史上的社会变革对现今的影响,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简明的叙事框架,这个框架表明了存在于二者区域内的继承至今的社会影响。在当前大多数人听到的都是诸如“和谐”、“包容性对话”这类词语的世界秩序中,发展的构想承担着特定的含义。因此要对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进行分析就需要站在当时的立场上,并且遵循一个基本的知识的产生和再产生的模式。国家意识、政治自由和实用主义成为中国二十世纪之初的道德倾向。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外源性或内源性利益能决定发展的产生和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重要分子和扩大在新兴独立国家中的影响力是新中国对外关系的主基调。因此鉴于短期和长期的外交目标,中国政府在1954年阐述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二年在万隆会议上的积极表现,以及1956年中埃建交和中国大使在开罗所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影响在非洲革命斗争的浪潮,以及推进非洲的发展。正文由5章组成：第一章“坦桑尼亚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及实践”,主要探究了20世纪60～80年代初中国和坦桑尼亚两国的外交政策、两国政府在政治和经济上实行的重大变革,以及这些举措在思想认识和实践行动上带来的挑战。1961年12月9日中国与坦噶尼喀建交,1962年4月中国第一任驻坦桑尼亚大使抵达达累斯萨拉姆。1963年12月11日又与桑给巴尔建交。坦、桑联合后,中国延续了与坦、桑的外交关系,将1964年4月26日坦、桑联合日定为与坦桑尼亚建交日。现代中坦关系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尼雷尔等中坦两国老一代领导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尼雷尔执政期问(1961一1985年)曾5次访华(1965年2月、1968年6月、1974年3月、1981年3月、1985年8月),此后又在1987、1989、1990、1991、1992、1993、1995和1997年先后8次以南方委员会主席身份访华。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也于1965年6月访问了坦桑尼亚。在领导人互访期间,双方在经济、贸易、文化、卫生等领域签订了一些列合作协定。中国从1964年开始向坦提供各种援助,重大援建项目有坦赞铁路、友谊纺织厂、姆巴拉利农场、基畏那煤矿和马宏达糖厂等。从1981年开始中、坦双方的关系转型,有了实质性的经济互利合作。在中坦关系初期,作为两个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和都标榜要自力更生,双方合作主要表现在政治与经济方面。在60年代后期,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显现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以及对外交领域的挑战,对中坦关系也产生了影响。,在国际社会冷战、国际跨国集团追求获得物质财富的最大化以及全球政治控制加强这三大背景下,中国和坦桑尼亚在对国际问题的判断、各自实施的社会经济政策,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性,中国在农村中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对坦桑尼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尼雷尔总统认为有必要起草一份政策性文件,最大限度地解决在坦桑尼亚社会日益增长的差异和分歧。在1967年发表的《阿鲁沙宣言》中,尼雷尔“重申自己的基本想法,重申他们独立的形式,主张制定具体的指导方针过渡到民主社会主义。”尼雷尔和坦噶尼喀非洲国家联盟(TANU)为了加速国家发展,开始着手推进一项宏伟的社会经济计划。在递交给乌干达人民代表大会(1968年6月7日)的一份演讲稿中,尼雷尔说“1968年,某非洲国家的政府希望按照人民的愿望,积极振兴该国的经济,建设贸易、商业、制造业的组织机构。”在坦桑尼亚道路工程、军营、水项目、乌邦果农具厂都项目建设上,中国都给予了支持和帮助。第二章“中坦合作与中国援助”,主要以个案形式对中坦关系进行研究,力求阐明一国政府和本国工业发展之间以及外部关系对其影响的本质,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技术进步。根据“城市”和“农村”、“投资”和“援助”等词汇的抽象定义使人际互动变得复杂。从某种角度看,城市和农村景观变得非常鲜明,主要是受到日益增加的劳动力、他们的竞争与利益驱动大规模贸易而受到影响。坦桑尼亚有自己的发展目标,而中国是主要的资金来源和技术知识支持者,两者都需要重新检讨并为全球压力而进行改变。坦桑尼亚的领导人显然理解为了实现自力更生和国家经济的发展,某些政策措施必须到位。这段时期,在中国的援助下,中坦经济合作的凸出事例是友谊纺织厂、乌邦果农具厂和坦赞铁路。坦桑尼亚友谊纺织厂位于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市郊,1965年尼雷尔总统访问北京时请求中国政府援建。在中国的7000多万元无息贷款支持下,1968年建成投产,它既是中国第一批援非项目样板,也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对外援助项目市场化改革样板。同时,它作为坦桑尼亚曾经的五大重点国营企业之一,投产后,友谊纺织厂由当地人负责运营,中国人提供指导和技术改造,但不参与管理。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友谊纺织厂逐渐陷入困境,濒临停产。乌邦果农具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援外农机制造工程,由南通汽车锻压件厂等单位组建的中国专家组负责援建,1965年开始建造,1970年建成,设计生产目标为年产垦锄180万把,畜力犁铧20万件。在设计中,中国设计人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广泛搜集农具制造资料,通过长时间的工艺试验,最后采用了辊锻和轻型环链浸漆红外线烘干的生产方法,保证了质量和生产效率。后来又试制生产了砍草刀和花生脱壳机等当地亟需的产品。产品除在坦桑尼亚销售外,还有少量出口到周边国家。1978年这个厂的产量达到1,072吨,全年工厂盈余70万元人民币。工厂的主要产品垦锄和铁犁是坦桑尼亚政府为促进当地农业发展而大力推广的农具,产品销路很好,工厂盈利。1978年该厂又进行了扩建,生产能力由年产农具1000吨提高到3700吨。至1985年底累计盈利6365万坦桑尼亚先令(约合人民币1000万元)。该项目1981年获中国政府优秀设计奖。坦桑尼亚尼雷尔总统等国家领导人还多次到乌本戈农具厂视察,发表谈话,感谢中国的无私援助,声称这个农具厂的兴建,符合坦桑尼亚农业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坦桑必须依靠进口农具,而现在我们能制造犁、锄和其他农具了,中国援建农具厂是真正的友谊,因为是帮助朋友实现自力更生。坦赞铁路是中非友好关系的象征,也是20世纪60～70年代中国政府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由中国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勘测、考察、设计,并与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人员共同施工建造。有关坦赞铁路的研究在中国和美国都有学者作了许多的工作,包括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和专著,我在文中主要交待了当时中国所以要帮助修建这条贯通东非和中南非交通大干线的原因,那就是出于支持南部非洲民族解放斗争、扩大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和带动非洲大陆内地经济的发展。这条连接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港和赞比亚中部的卡皮里姆波希的铁路,在1967年6月到9月问被签署建造协议,由中国提供无息贷款,1966～1969年主要是进行工程前的各种测量和装备,于1970年7月签署正式修建防议,同年10月正式开工。大约有6.5万人参加了铁路建设,1976年7月全线完成。然而,随着南部非洲形势随后发生的变化,葡萄牙在南部非洲殖民地的独立和津巴布韦的独立,这条为赞比亚、马拉维等内陆国家提供新的出海通道的作用迅速下降,它的政治作用也不复存在。这也为这条铁路后来出现的问题埋下了伏笔。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坦桑尼亚和中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阿鲁沙宣言”后开展的乌贾马运动遇到了严重困难,农业生产水平下降,国家整个经济下滑。而来自中国的援助在减少,因为中国在这段时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国家领导人经历从毛泽东、华国锋到邓小平的时代,对坦桑尼亚的援助政策也随着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而发生变化。第三章主要通过对70、80年中坦关系的见证者的访谈,利用口述史料探讨中坦两国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交流和合作。笔者在坦桑尼亚的采访主要是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进行的,因为该校是坦桑尼亚的最高学府,集中了一批德高望重的学者,他们是这段中坦关系的见证人。采访之一是该校历史系教授坦比拉,他于1967年进入该校学习,先后在这里拿到了学士和硕士学位,1974年留在学校工作。他回忆了60、70年代坦桑尼亚的政治环境,特别是乌贾马运动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运动、大学里的一批激进主义者,包括后来成为乌干达总统的穆塞韦尼,他们的理想是解放南部非洲。中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坦桑尼亚后,他们很难与当地人融合到一起,虽然他们帮助创办了友谊纺织厂、乌邦戈农具厂和坦赞铁路等,但中国人集中住在一起,即使他们外出也是一群人,有一个头带队。他在1989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首次访问了中国,也在北京访问了几所大学,但因为语言问题,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很难进行深入的交换意见。他对邓小平了解较多,知道他曾多次被打倒,后来带领中国人民通过改革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这对尼雷尔总统也产生了影响。重点采访之二是拉威博士,他从1989年起在该校历史系任教,受访时担任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校长助理。他称,在他中学时代接触到的还是前殖民时代的一些历史观念,到80年代高中时,他深受一位来自圭亚那的历史学家W罗得尼的影响,1966年他从伦敦东方学院毕业后加入了坦桑尼亚革命联盟,来到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任教,写了一本《欧洲怎样使非洲欠发达的》,受他及其著作的影响拉威也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接受了他对欧洲殖民主义批判的思想。遗憾的是,罗得尼在1974年回到圭亚那后受到迫害和打击,在1980年6月被汽车炸弹暗杀身亡。在他思想的影响下,新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较流行,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拉威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又接触了后现代主义,开始对殖民、阶级斗争等进行了反思。80年代初,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主要通过阅读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有关走群众路线,发动工人和农民进行革命斗争,搞统一战线,以及其他社会主义思想对拉威这些年轻学者影响较深。因为毛泽东阐述的革命思想在一个有殖民背景的坦桑尼亚很容易被接受。当时,因为修建坦赞铁路,也有许多中国人来到了坦桑尼亚,但与他们平时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只有一些参与工程建设的坦桑尼亚人才与他们打交道。从拉威个人观察来看,中国人工作非常勤奋,对坦桑民众也很友好,彼此互称“拉菲基”(朋友)。当时也有一些中国人到教师学院等单位学习斯瓦西里语,他们不太喜欢下到村庄里或其他坦桑尼亚家庭做客,这与其他外国人形成了很大的对比。拉威在访谈中也谈了自己对阿鲁沙宣言、中国80年代改革、中国参与非洲事务等重大问题的看法,认为中国的改革成就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榜样,也对坦桑尼亚产生了示范性的影响。关于中国学者,这几年我在中国学习也接触到了除我导师之外的其他一些著名的非洲研究专家,如华东师范大学艾周昌教授、北京大学的李安山教授、浙江师范大学的刘鸿武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的舒运国教授等,但限于论文的篇幅,我只收入了对艾周昌教授的访谈资料,专门去他家询问了他在70、80年代对非洲问题和中坦关系的看法。从上述访谈内容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和坦桑尼亚学者对中坦关系的真实看法,是民间学者交流的又一种形式。第四章“政策变革：中国和坦桑尼亚”,重点描述1980～1985年问中国和坦桑尼亚政治改革的动机、基本内容和对两国关系发展的影响,本章结尾部分集中讨论了坦中之间趋异或趋同的国内现实的历史相关性影响。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坦桑尼亚和整个非洲大陆一样经济遇到严重困难,研究者归结出了很多原因,比如恶劣天气、农产品国际市场价格低迷、国际援助的减少、对外战争、国家管制农业生产和出口、工业化政策的失败等等。但这些都只是表面因素,从根本上来说,经济衰退是坦桑尼亚政府产业结构现代化道路上的重要现象,也是乌贾马政策思想延续的结果。对于农业发展的轻视,是坦桑尼亚70年代国家发展过程中一个无法避免的结构性缺陷。然而,至1980年,仍有超过80%的人以农业为生,农业占GDP总量一半,出口以农产品为主。因此,在经历了1980年因大规模干旱农业减产后,坦桑尼亚政府终于再次意识到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开始将注意力从国际争端转向内政改革。为了减少对国际援助的依赖,也为了缓解经济危机,1981年5月,坦桑尼亚政府颁布了国家经济复兴计划(National Economics Survival Programme, NESP),主要包括：通过增加出口来赚取外汇,出口指标下达至包含咖啡、棉花、皮革、罐头肉等各类生产部门,总共需完成61.85亿坦桑尼亚先令的外汇指标；确立有能力赚取外汇部门优先使用外汇的原则；为减少并最终消灭食物短缺问题,建立低耗费的小规模灌溉体系；推广种植如高粱、木薯、土豆等耐旱作物,并以此作为玉米、大米、小麦之外的替代性主食；鼓励利用身边一切有限资源,自力更生搞生产；给农民制定有利可图的农产品市场价格,给工人合理的工资,确保满足每个人基本生活用品需求。1982年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坦桑尼亚政府又对计划内容进行了局部调整,将农业定为国家最重要的基础产业。同期,中国的改革步伐是越来越快,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国政府领导人在1982和1983年多次发表讲话阐述新的对外政策,在强调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继续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外,三个世界的理论不再像过去那样突出,将国内的经济发展和对外的互利合作相结合。在此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对坦桑尼亚的贸易额在80年代初呈现下降和停滞不前的局面,中国对坦桑尼亚的援助额也随之减少。结构调整政策以及西方模式的政治体制的逐渐完善正不断使坦桑尼亚人民的生活发生缓慢的变化。政府强制性的对经济、政治和教育政策的调整,在本国或者是国外势力有意无意的压力之下总会导致社会和经济上的分裂。同时又会受到历史因素和物质条件的影响。因此在大多数的已知的情况下(甚至有争议的情况下),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过去西方的殖民地,或间接殖民地,具有天生的革命气质,而且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实行马克思主义预计的经济模式和“生产方式”。实行计划经济或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这有悖于西方国家的经济体制和保护跨国公司的利益。中国和坦桑尼亚两个国家在80年代初政策的分别调整对两国以后的关系必然产生影响。第五章“对中坦关系的反思”。主要论述两国政策的物质力量,以及这种政策如何从根本上影响了两国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中坦两国之所以能发展成非常友好的国家,地缘政治的因素不是很大,更多的是受到当时国际形势的影响,即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从坦桑尼亚方面来说,反对前面二点的成份更多一些,而对于中国,更多的是出于反对霸权主义、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需要。对于1968～1985年间中国和坦桑尼亚政治经济秩序的判断,更多考虑的是物质发展的因素,而忽略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因素。如本篇论文研究所揭示的,中国和坦桑尼亚自力更生的目标从未能动摇它们对外来资本援助的接受,只是彼此接受的来源国不同而已。坦桑尼亚接受中国的援助建造的坦赞铁路、友谊纺织厂、乌邦果农具厂等最初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转化为当地人接收后,由于缺乏管理,尤其是在后来发展中缺少技术革新,导致效果与预期的差别很大。这里面的深层次问题可能还是文化的差异,缺少文化交流,特别是技术的传授。坦桑尼亚与中国的关系正如尼雷尔所说,是“一种非常不对等间的平等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