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唐詩學全面發展的鼎盛時期，高棅是明代唐詩研究整理中最重要的人物，其編選《唐詩品彚》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全面地反映唐詩風貌，確立唐詩四期說“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落實辨體意識，眾體兼備選唐詩，定品目別高下之分，開明代詩必盛唐先聲，“以為學唐詩者之門徑”，時人論之：“明詩所以知宗乎唐者，高廷禮之功也。”高棅編選《唐詩品彚》九十卷，《唐詩拾遺》十卷，《唐詩正聲》二十卷。論詩宗唐，其編選唐詩集倡開明代詩必盛唐先聲，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唐詩風貌，風調正變，大體如此。所編《唐詩品彚》、《唐詩正聲》影響廣泛，《明史》稱“終明之世，館閣宗之”。高棅不只是總結和發揮了宋元以來唐詩學研究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其一系列的學術觀點對明代詩歌創作尤其是“前後七子”影響巨大。在某種意義上，明中後期詩歌創作復古的路徑的是高棅開啟的。所以，無論在唐詩學的研究史上，還是在明代詩歌思潮史上，高棅無疑有着不可逾越的地位。高棅，字彥恢，號漫士，又名廷禮，譜名景度，生於元順帝至正十年臘月二十三（公元1351年1月21日），卒于明成祖永樂二十一年二月三十日（公元1423年4月10日），福建長樂人，實宋尚書張鎮之後。明永樂元年以布衣徵詔入京，授翰林待詔，後升為典籍。《明史》有傳。高棅為明代“閩中十才子”之一，其詩學主張“格高”、“調遠”，其詩歌亦高古，慷慨灑脫，頗具風骨，有唐人之風，其詩文集中唱酬寄贈之作較多，復古之音亦多。著有《嘯台集》二十卷、《木天清氣集》十四卷。高棅博學能文工書畫，尤長於詩，詩、書、畫時人稱為“三絕”。據《漫士高先生墓銘》記：“書得漢隸筆法，畫原于米南宮父子，出入商、高間。方壺子畫妙貞一，初識先生稱賞不寘曰：‘異時當為名家。’在翰苑二十年，四方求詩畫者爭致，金帛修餼歲常優於祿入。”高棅詩集中有大量的題畫、題字、題扇、題壺、題山房、題書齋、題軒、題樓等詩，嘗以詩畫交友。自明以降，學人孜孜於其《唐詩品彚》等選本研究，而對於其生平事蹟及詩歌創作的研究鮮有提及，論者寥寥，幾近空白。高棅作為唐詩學大家，對唐詩學整體發展及明代唐詩學研究等方面均有較為深刻的影響，其詩歌創作實踐及其生平資料的梳理目前的相關研究較為薄弱，缺乏系統性、完整性，為本課題留下了大量可供繼續深入探索的研究領域。對高棅詩歌創作實踐及其生平資料進行系統的梳理和研究，可填補明代唐詩學研究的空白。高棅生平資料之梳理考辯錯訛疊出，缺少準確翔實的考證，諸如高棅初次征辟入京時間、入翰林為待詔時間及再次赴京時間、升翰林院典籍時間等問題就存在諸多爭議，說法不一，考辯未明。高棅論詩，主張宗唐復古，其詩歌創作實踐比較集中地反映出高棅的詩學理論主張，高棅編選之《唐詩品彚》與其前期作品集《嘯台集》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高棅於明初高舉詩歌復古的大旗，編選《唐詩品彚》、《唐詩正聲》以宣導宗唐復古，同時也在自己的詩歌作品中積極實踐着宗唐復古的理論，具體體現在其詩歌創作實踐中的學古、擬古，其詩歌創作實踐與其詩學理論相互融通。故其生平作品的研究有助於對明代復古派及相關研究的深入展開。有鑒於此，筆者不揣淺陋，對高棅生平資料及詩歌創作梳理考證，考辯錯訛，以期知人論世、考鏡源流。本文之生平研究部分基本理清了高棅的生平行跡，對一些史傳錯誤或歷來考述欠詳的問題作以解釋和補正，如高棅永樂年間的入朝履歴的幾個時間節點。並在此基礎上，力圖展示高棅生活的時代環境及學術環境，考鏡源流。本文之交遊部分對高棅生平交遊情況作了搜集考證，在此基礎上將與譜主有關之人的生平情況加以梳理。冀以通過高棅的交遊，明晰其思想流變的影響與被影響，知其淵源所自，以期更為深入、細致、全面地考察高棅及其群體在整個明初詩壇及社會上的影響。本文之詩文集研究部分對高棅詩文集進行梳理考證，詳細分析高棅詩文作品的題材、風格，並探尋高棅复古之徑，力圖進一步展示高棅在明初詩壇中的地位及作用，明初復古之風的淵源流傳。本文之考證稽異部分對高棅行跡考證編排，包括傳略、年表、補遺等內容。傳略：對高棅的生平行跡作一簡介，並對其家世淵源作以考證。年表：將高棅的生平行跡按年編排，於綱下用目加以詳細注解說明，對相關問題作以考證，着重高棅生平資料的梳理，考辯錯訛，以期排比事實、鉤沉稽異。補遺部分，提供地方誌及書畫題跋中搜尋高棅詩集中未見記載之作。綜之，本文通過對高棅詩歌的創作實踐及生平事蹟的考察盡可能填補高棅詩歌和生平研究的空白，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廓清明代唐詩學的發展的源流正變，並進一步深入探討其對當時和後世的影響，以及在這種背景之下明代詩歌創作實踐的因承革創及其文學思潮演變的動因，填補明代唐詩學的研究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