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开展监察体制改革工作以来,监察体制改革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颁布后,监察体制改革基本完成了基础构建,全国省（区）、市、县也都全面建立了监察委员会,并已独立运行开展工作。监察委员会作为改革后专职的反腐败工作机构,其本身被赋予了三项职权,即监督权、调查权、处置权,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整合了之前检察院开展反腐败工作的职权,较比之前的侦查权,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权力更大,范围更广,职能更丰富。监察委员会的调查对象覆盖了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其主要是调查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改革后,监察机关调查权的调查措施主要有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它的主要特点是范围广、反腐力量强、具有国家权威性、专属性。从当前监察委员会运用调查权的情况来看,在行使调查权的过程中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而且各级监察委员会可以依法独立行使调查权,并充分运用各项调查措施开展工作,监察体制改革与反腐败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从实践调研分析来看,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在运行机制上存在许多问题,监察委员会对调查权工作定位模糊,运用调查权不规范,对调查权的监督体系不完善,具体有关调查权运行的法律法规缺乏,与刑事诉讼法之间衔接不畅,与刑事诉讼进程不匹配等等,这些问题极大的影响了监察委员会反腐败工作的开展,也影响司法机关在反腐败工作中进程,甚至影响到法律所必须保障的程序正义,影响中国法治化的进程。因此我们需要对调查权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规范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的运行。通过从国外及我国香港地区反腐败调查权的考察,可以借鉴国外及香港地区关于调查权运行的好的经验,并根据国外及香港地区的经验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对策建议。可以借鉴美国依法保障了调查权的独立性要素与调查权的制衡性要素,这样既可以保障调查权的运行效率,同时也可以保障调查权在法治化轨道运行;可以借鉴新加坡反贪污调查局的反腐经验,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各法律之间的融合性和协调性,保障调查权的权威性;可以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的经验,不断确立打击腐败与保障正当程序相结合的法治理念,对调查权的运行程序进行明确规定,有效规范调查措施的运用,加强对调查权的内外监督,通过静态控权和动态控制相结合的模式,努力做到维护程序正义和保障人权。通过借鉴国外及香港地区好的经验以外,我们还需要从当前我国改革的实践中分析调查权运行出现问题的原因,提出针对性的对策措施。鉴于当前关于规范调查权的法律法规较少,需要立法机关不断完善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的法律法规体系,优化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程序方面的相关法律;并且还要明确监察委员会调查权工作定位,落实监察委员会调查权工作具体职责,不断完善监察委员会调查权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重新构建强制措施衔接机制,探索律师在调查程序中的逐步参与,强化监察委员会调查证据的运用,完善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监督体系,加强对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的内部监督,发挥司法机关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作用,建立多渠道的民主监督机制,完善监察委员会对调查权的认识,提高监察委员会对调查权的重视,定期对基层监察委员会干部进行专业培训,提升监察委员会调查工作队伍能力等等,通过不断完善监察委员会的内部体制机制,加强内部运用调查权的规范和监督,明确调查权的工作定位,同时不断完善外部控权机制,畅通与司法机关的衔接,内外共同作用促进调查权在法治化的轨道上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