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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号角的吹响,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持续升温。“以竞争求共赢、以高质量发展反哺社会进步、承担与能力相对应的社会责任”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为企业社会责任赋予的新内涵、新要求、新指引。自改革开放40年来,以家族控制为主导形态的民营经济迅速崛起与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富有活力、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也是推动我国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源。从那些取得显著成绩的家族企业的发展历程来看,家族企业的健康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族式管理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协调发展和家族企业呈现出的企业社会责任良好表现。家族企业作为民营企业的主力军,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现实中家族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在理论界,以往研究主要聚焦于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区别及其原因,较少考虑家族企业异质性对其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而在影响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众多因素当中,家族企业内部异质性特别是家族控制权异质性作为企业资源整合再配置中心,无疑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正处于转轨时期的我国家族企业如何引导和规范家族企业重视社会责任,以及怎样提高社会责任表现水平,亦是函待解答的问题。
本文以2010-2019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将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管家理论以及信号传递理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以家族企业异质性,即家族控制权异质性为切入点,实证考察家族企业异质性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并以法制环境作为调节变量,深入探究在法制环境管控下的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同家族企业异质性的关系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并进一步关注了家族企业家族化方式、社会责任维度和家族企业高管身份在家族企业异质性和社会责任的差异化作用,并扩展检验了家族企业异质性、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最后采用替换变量和分样本回归等方法验证了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本文研究呈现出如下结论:(1)家族控制权显著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且该促进作用在创始型家族企业中更强烈;(2)家族两权分离度显著抑制社会责任,表明两权分离度高的家族企业反而在社会责任表现方面更差,且该抑制作用在非创始型家族企业中更强烈;(3)法制环境作为调节变量,加强了家族控制权比例对社会责任的正向影响;(4)家族企业会选择性参与社会责任,对企业掌握绝对控制权的家族可能会牺牲员工的利益,通过减少对员工责任投入来获取获取最大化的家族利益,而更倾向投入外部社会责任;(5)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正相关,随着家族控制程度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促进效应更强,而家族两权分离度抑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正向作用。
根据已有文献,本文从众多内外部影响因素中,分别选取最为关键的一个:家族企业异质性和法制环境,分析其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本文不仅为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和行为选择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还提供了一个相对新颖的研究视角。
本文以2010-2019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将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管家理论以及信号传递理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以家族企业异质性,即家族控制权异质性为切入点,实证考察家族企业异质性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并以法制环境作为调节变量,深入探究在法制环境管控下的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同家族企业异质性的关系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并进一步关注了家族企业家族化方式、社会责任维度和家族企业高管身份在家族企业异质性和社会责任的差异化作用,并扩展检验了家族企业异质性、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最后采用替换变量和分样本回归等方法验证了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本文研究呈现出如下结论:(1)家族控制权显著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且该促进作用在创始型家族企业中更强烈;(2)家族两权分离度显著抑制社会责任,表明两权分离度高的家族企业反而在社会责任表现方面更差,且该抑制作用在非创始型家族企业中更强烈;(3)法制环境作为调节变量,加强了家族控制权比例对社会责任的正向影响;(4)家族企业会选择性参与社会责任,对企业掌握绝对控制权的家族可能会牺牲员工的利益,通过减少对员工责任投入来获取获取最大化的家族利益,而更倾向投入外部社会责任;(5)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正相关,随着家族控制程度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促进效应更强,而家族两权分离度抑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正向作用。
根据已有文献,本文从众多内外部影响因素中,分别选取最为关键的一个:家族企业异质性和法制环境,分析其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本文不仅为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和行为选择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还提供了一个相对新颖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