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斯坦纳的翻译研究史叙述、福柯的人文科学考古学与杰姆逊的历史分期理论存在着年代学上的相互对应与主题上的相互关联,由此把我们引向由翻译研究、认识型与生产方式所构成的一组历史视界:翻译研究从认识型中被给予结构自身的法则,在生产方式中获得其形态转换的根本动力和条件。 翻译研究首先与福柯所命名的“认识型”显现出互为构成的关系:一方面,翻译研究按照不同时期的认识型的规则建构其内部的知识与方法;另一方面,不同时期的认识型也在这一时期的翻译研究中投射并运行它自己的整体。而正是在这种互为构成的关系中,借助于“人的不存在”、“人的诞生”与“人之死”的认识型主题,翻译研究围绕着翻译的忠实而展开的连续性获取了断裂的形式,形成了从经验描述到普遍阐释学再到形式—结构语言学而最后复归于哲学阐释学的序列。 生产方式构成了翻译研究的“缺场的原因”。从前资本主义、民族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到跨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转换,主导了从象征、完整的符号(现实主义)、符号(现代主义)到能指(后现代主义)的语言逻辑的变迁。翻译由此获得“象征的翻译”、“符号的翻译”和“能指的翻译”这样三种不同的方式,而这种转换也正是从前资本主义到民族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再到跨国资本主义的变迁的行迹。 然而,在尼南贾纳与斯皮瓦克的叙述中,乔治·斯坦纳忽略了在殖民统治中所形成的语言间的不对称关系,福柯被帝国主义地形志所生产的狭隘视界所欺骗,由此他们构成了与殖民主义话语的叠加,作为殖民主义话语的残迹或者殖民主义视界的限制物而被重新评价。她们的叙述事实上构成了对翻译研究与认识型在学术有效性上的质疑。 强调语言间的不对称关系或者帝国主义的地形志,都是要在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地理构成中理解问题,而这又回到了“生产方式”: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区分不过是资本扩张的空间结果。但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所区分的不仅是空间,同时还包括语言,由此翻译产生了三个向度:在第一世界的语言与语言之间,从第一世界语言到第三世界语言,以及从第三世界语言到第一世界语言。尼南贾纳与斯皮瓦克都主要是在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讨论翻译,她们所缺乏的是第一世界内部的向度,这要求我们重新回到从乔治·斯坦纳到福柯、杰姆逊的互文阅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