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本文研究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特点、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呈快速增长和行业多元化趋势,主体以私有投资者为主,多采用企业并购方式,开始注重绿色投资的有机增长,地域分布上偏好美国西海岸、东北部以及中西部资源丰富的州和城市。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总量稳步上升,但在中国实际利用外资中的比重逐渐降低,投资模式以绿地投资方式为主,且大部分为中小型企业,投资焦点从利用轻工业生产中的比较优势转变为服务当地消费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研究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特点、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呈快速增长和行业多元化趋势,主体以私有投资者为主,多采用企业并购方式,开始注重绿色投资的有机增长,地域分布上偏好美国西海岸、东北部以及中西部资源丰富的州和城市。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总量稳步上升,但在中国实际利用外资中的比重逐渐降低,投资模式以绿地投资方式为主,且大部分为中小型企业,投资焦点从利用轻工业生产中的比较优势转变为服务当地消费者。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中美贸易额对中国在美投资的影响程度较大,但对美国对华的投资影响程度较小;美国市场规模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成负相关,中国市场规模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成正相关;中美劳动力成本差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不存在显著关系等。预计,2018年中美双向投资在政策和投资环境变化等限制下表现疲软,双边直接投资量可能有所下降,投资者在高新技术、智能制造等行业持有更加谨慎的态度。
本文共分为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阐述本文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简要评述国内外关于中美两国双边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说明研究目标、思路、方法和创新点、不足。第二部分研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基本特征,通过剖析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的典型案例,分析企业境外投资的经验与教训。第三部分研究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基本特征,通过案例分析企业投资的经验与教训。第四部分是关于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第五部分围绕“特朗普新政”与中国外资政策变化,研究当前中美两国直接投资环境的最新情况。最后,基于企业和政府两大主体提出政策建议。
尽管当前中美投资往来面临新的挑战,但两国双向直接投资流动依然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深入推进经贸领域的合作有利于扩大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国内市场的持续对外开放将吸引更多美国投资。
其他文献
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并广泛渗透应用于经济社会各产业领域,重构了经济社会的物质基础,人类经济社会正沿着技术革新、产业重构、融合应用和制度改造的路径,向数字经济新形态演化发展。制造业作为一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代表着一国工业发展水平,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及经济转型的重要基础。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经济基础产业与制造业的产业融合呈现不可逆的趋势,因此客观、科学评价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数字经济基础产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和人均收入提高,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热点。消费既包括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消费,亦包括提高生活品质的消费,文教娱乐消费属于后者。居民增加文教娱乐消费,在微观上可以满足自身精神发展需求,在宏观上可以为文娱产业的发展提供动力。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达程度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文教娱乐消费特征亦有不同。文教娱乐消费量的差异,文教娱乐消费结构的差异,以及相关的影响因素是值得
从2008年9月至2016年12月,我国央行已对存贷款基准利率进行了19次调整,对法定存款准备金进行了27次调整,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对利率政策调控的重视。我国货币当局表示:利率的多次调控,主要目的是使得实际利率保持在合理水平,从而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经济发展需以实业为本。2017年10月18日召开的十九大人大代表大会指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通过提升直接融资在总融资中所
本文首先对台湾数字内容产业各分行业的发展现状、发展特征进行归纳总结,在数字内容产业的研究基础上简要分析开放态度。除数字游戏、数字出版与典藏产业外,台湾都以较为积极的态度对待开放。并将以上作为后文的产业分析依据。然后对台湾参与国际数字贸易治理的既有实践进行梳理,针对相对平和的数字贸易第一代规则台湾持明确欣然接受的态度,而针对雄心水平较高的数字贸易第二代新规则台湾在其参与的贸易协定中仅在原则性条款中有
2017年8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颁布了有关数字贸易的研究报告——《全球数字贸易的市场机遇与主要贸易限制》,报告指出,数字技术正在改变着国际贸易的资本运营模式,在发达国家投资活动低迷,国际贸易市场需求疲弱的情况下,数字贸易的逆经济周期特性显著,贸易增长额扶摇直上,成为了世界经济必不可少的新引擎。2016年基于数字贸易产生的经济收益高达4.2万亿美元,不断驱动着世界经济转型升级,为全球
鉴于以多哈回合为代表的WTO多边主义陷入僵局,以自由贸易协定(FTA)为代表的区域贸易体制的过度泛滥造成了严重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现行贸易治理体制越来越无法满足各国对高标准、新领域贸易规则的需要,全球贸易治理急需注入新的活力。诸边主义下的诸边协定从具体议题出发,允许各国绕开存在明显分歧的谈判对手先行达成一致,能够解决多边主义区域主义带来的上述问题,是未来全球贸易治理规则发展的一个可行方向。 从G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美国就开始以汇率为由对贸易伙伴国的经济进行干预。从最初的美日汇率之争,到后来美国指责多个贸易伙伴国“操纵汇率”,再到如今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升贬僵持不下,汇率外交作为美国金融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各国政治博弈的框架下,始终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出于对世界经济的掌控欲和强大的金融资源,美国不断对贸易伙伴国主动出击,其中以美日双边谈判和中美“操纵汇率”之争议最为典型。 由于对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前,美国业已出现了虚拟经济过度、实体经济衰落、产业结构空心化、对外贸易严重逆差等负面经济现象。美国逐渐认识到了其“重服务轻制造,重虚拟轻实体”产业政策带来的这些恶果。基于此,美国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振兴制造业的“再工业化”的战略举措。致力于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再工业化战略,实际加强了制造业整体回流趋势。随着全球廉价劳动力数量的减少、智能制造大发展,美国制造业回流的趋势将继续发展
中国素来被称为“世界工厂”而印度被称为“世界办公室”,这是对中国制造业和印度服务业的肯定,两国沿着不同的发展路径都使自己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体。然而,中国制造业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之后,生产要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导致制造业成本飞速上涨,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加快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而同为人口大国的印度在优先发展服务业之后,也意识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依靠实体
作为区域发展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组织,欧元区早在1999年就实现了货币政策的一体化,相比之下,财政政策的一体化却停滞不前。2009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及之后欧洲主权债务的爆发进一步揭示了欧元区内统一货币政策和分散财政政策的弊端。因此,有必要在欧元区着手构建财政政策协调机制。 本文首先理论分析了单一货币政策的局限性以及分散财政政策的种种弊端,并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为视角,采用案例研究法分析了危机的爆发、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