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同犯罪实施的过程之中,可能会出现某个或者某些共犯人或因害怕与悔过等主观主动情绪,抑或是由于各种共犯团体中的其他客观因素而被动从共犯关系中脱离出来,但其他共犯人继续实施一定的实行行为并最终将犯罪达到既遂的情况。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脱离者是否需要承担共犯团体的刑事责任抑或是在何种范围内承担上述责任就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问题。因此,日本刑法理论界提出了共犯脱离的理论。但在确定共犯脱离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时,由于适用情景的相似性,该问题与共犯中止的概念出现了一定混淆,有的学者便提出共犯脱离的研究就是对共犯中止的“救济之策”,这样的定位可以弥补共犯中止的理论在部分情况适用时出现的捉襟见肘之处。关于这一问题的争端,“非救济说”给出了恰当的回应,其认为共犯中止与共犯脱离讨论的问题不在同一层面,即前者解决的问题不仅包括明确行为人的归责范围,还包括认定行为人的责任程度,而后者解决的问题就只是明确行为人的归责范围。关于共犯关系脱离如何确立认定标准这一问题,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修正的因果关系切断说”符合现行以因果共犯论作为共犯处罚根据的理论构架。基于对这一理论构架的尊重,修正的因果关系切断说构建了两种不同要素,即物理因果性和心理因果性,并将这两种不同要素作为判断因果性能否切断以及如何切断的关键,并对其进行规范性评价。在此基础之上,分别以是否着手、共同犯罪中各行为人的分工以及脱离选择的主动与被动作为分类依据进行类型化的探讨,可以将共犯脱离问题的许多具体情形得到更加清晰的区分。为了将共犯脱离问题在责任承担时的认定标准进行规范化处理,笔者提出了“观念上的有效性”,以确保在认定脱离者成立犯罪中止抑或犯罪未遂时具备更加明确的标准。只要在因果流程中不出现异常的介入因素,脱离者所做出的“真挚的努力”应当作为可以成立犯罪中止的基本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