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有25个世居少数民族，其中有9个属于由原始社会或阶级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少数民族，包括独龙族、德昂族、基诺族、怒族、布朗族、景颇族、佤族、拉祜族和傈僳族。这9个少数民族被称为“直过民族”，他们聚居的区域被称为“直过民族地区”简称“直过地区”。2015年11月“直过民族”与“直过地区”两个词正式出现于云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发布的《云南省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工作汇报》中，后被广泛运用于云南省各级各类政府文件中。直过地区多为深度贫困区域，大部分位于与缅甸、老挝、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接壤处，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沿地区。习近平2015年、2020年两次考察云南时都提到,云南的语言文化事业建设关系到边疆地区的繁荣、稳定与发展。要求要切实执行好国家和地区各项语言文化政策，特别是对直过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要着力解决此类贫困地区民族群众的沟通交流问题，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保护工作，维护地区语言文化多样性。
　　直过地区对各类资源与项目规划的基本方向是既要能够扶持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又要能够支持对外开放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因此直过地区语言政策现实化需要契合这两个发展方向，以满足地区和国家需求为基础对域内语言文化资源做出合理的调配与整合。根据托夫勒(1991)，斯图尔特(2003)等关于现实化的论述，现实化是一个将抽象知识转化为智力资本的过程，其成果转化通过附着于具体的人、物、事件等要素参与到社会生产中而实现；而政策现实化是指从政策制定时概念域的目标向政策落地后技术实践层面成果的转化过程。由此语言政策的现实化能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将语言资源物化、人格化、法律化和科学量化为核心生产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一起参与到当地的生产与分配过程中，以推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基于以上定义，语言政策现实化程度的高低就决定了语言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效率，切实有效的执行语言政策就关系到直过地区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以及扶贫、教育等相关事业的推进。
　　语言政策对直过地区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确保政策目标的有效达成是支撑直过地区完成其对内对外各项任务的重要条件之一。笔者深入直过一线调研时发现，当语言政策在下达到村一级单位时，政策的执行力度并未与其地位相匹配，政策目标现实化成度也未达预期标准。截止2018年11月，云南省教育厅语言文字管理处数据显示直过地区仍有近41万人不通普通话存在交流障碍；部分地区，如怒族、基诺族分布村落出现了文化隔阂与原住民文化严重流失现象；语言政策经常与当地其它政策捆绑执行，使得政策的影响效果减弱。同时有关直过地区的语言政策执行效果与评价研究缺失。一个政策的完整过程包括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与政策监督五个方面，这五方面以循环模式相互连接互相影响，政策执行研究与政策效果评价研究的缺失会导致政策的目标区域在工作开展的方式上无法与政策目标形成良好的匹配关系，从而影响政策的整体效果。2004年，自云南省第一部单独具体的语言政策出台至今，与直过地区有关的语言政策执行与推广工作已持续近16年，但对直过地区语言政策的执行途径与效果评价却一直缺失，这类缺失给当地的语言文化工作推进造成了困难，也降低了语言政策内在价值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效率。
　　为此，本研究深入直过地区40个建档立卡贫困村，以两个直过民族项目为依托(西部项目—17XMZ061，云南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项目—YNYR20171004D)，对直过地区语言政策的现实化问题展开了研究，聚焦语言政策的执行与评价层面，着重关注了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1)语言政策现阶段在直过地区的执行效果如何？
　　(2)语言政策在直过地区执行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3)语言政策如何在直过地区构建有效的现实化路径？
　　本文首先运用Bernard(2011)语言政策识别法析出了直过地区语言政策相关核心文件15份，通过内容分析法提取出12个政策目标，并按“共同出现频次”筛选出中心度最高的3个政策目标。分别为：脱贫攻坚、推广普通话、可持续发展。基于这三个目标本研究对直过地区语言政策进行了事实维度与价值维度两方面的评价，事实方向采用了目标——渠道——效益的评价路径，价值方向以回应性、公平性、发展性为核心采用了价值——问题——目标的评价路径。据评估数据显示，直过地区在推广语言政策后，政策核心目标数据有以下几方面变化。首先直过地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加，转移性收入有所提高；其次通用语习得人数增多且习得人数与政策投资相关系数R≈0.81，成正相关；再次语言同化与多样化趋势变化对直过地区民族学生参学率有影响，研究测算了2004年至2019年，15年间直过地区民族学生的流失占比与增长占比，发现在语言同化趋势较强的年份，如2013年到2014年，学生增长率减少了0.68%，而随着语言政策开始关注与强调保护民族语言文化多样性后，直过地区民族学生流失占比开始回落，流失率有所下降。
　　与此同时，本研究以事实评估的结论和推断为逻辑起点，运用邓恩的政策论证模型，从政策主张(C)、信息(I)、根据(W)、支持(B)、反驳(R)、限定词(Q)六个方面构建了直过地区语言政策价值论证属性树，并测评了语言政策回应性、公平性和发展性三方面的价值属性。结果显示，回应性的C-B之间限定关系较强，公平性与发展性的C-B之间限定关系与回应性相比明显减弱且出现B类条件缺失的情况。结合对直过地区的实地调研，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事实维度出发，首先语言政策在直过地区的推行已起到了扶贫增收的良好效果。语言能力的提升强化了人力资源的素质同时推动劳动者各项能力的提升，拓宽了直过地区群众的就业渠道与收入来源，加强了直过地区与外界的交流，使得当地居民财产性收入大幅增加。其次通用语的普及在人数与政策资金支持量上都成上升趋势，政府转移性支付的增加让当地群众有更多的机会与意愿参与到相关推普活动中，使得语言政策的推广普通话的目标在数量上显示出较好的达标度。再次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维护语言多样性保障了直过地区各类语言使用者在教育等公共服务方面机会均等，提高了民族语言使用者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政策的实施对直过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从价值维度考量，直过地区语言政策价值论证属性树显示相关政策在直过地区执行时，回应性效果要优于公平性与发展性。但由于语言政策执行主体对直过地区内部社会需求差异、文化结构差异和经济发展差异认识的不充分，导致了这三类标准的现实价值效益都没有达到预期设定。语言政策在直过地区的回应性、公平性和发展性都有待提升。
　　第二，语言政策价值维度的不达标是直过地区语言政策执行时面临的主要困境，产生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首先直过地区语言资源的封闭性、分散性、复杂性和不平衡性致使语言政策在调控与分配资源时难以做到综合效果最优层级。其次语言政策执行标准与直过地区现实能力不匹配，导致政策的实施效果不理想。再次语言政策已有现实化路径与直过地区发展趋势不适切，削弱了政策的执行效益。最后，语言政策执行过程中，忽视了直过地区语言资源布局的安全要素；国家、民族、文化的安全隐患给语言政策的实施带来了阻碍。
　　第三，综合直过地区现实情况，为消除语言政策的执行阻滞，形成有效的语言政策现实化路径，直过地区语言政策执行体系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构建。首先，细化语言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价值导向，以分区域优先提升经济文化自主发展能力为工作重心，以应对直过地区语言资源分配不均问题。其次，语言政策执行模式选择循环模式，并创新政策执行机制体制，以提高直过地区语言政策现实化能力。再次，搭建以人为本，“四统一”的语言政策执行路径，即正视现实与适度超前发展相统一、适度均衡发展与分层次发展相统一、可持续发展与跨越式发展相统一、外援式发展与内生式发展相统一，以保障语言政策现实化路径与直过地区发展需求相匹配。最后，加快推动直过地区一带一路语言文化示范区建设和多元文化的创新融合，以维护直过地区文化安全与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
　　本文对直过地区语言政策现实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首先着眼于语言政策现实化的问题，涉及到了政策评估相关领域。在当前语言政策与规划范围内，少有研究涉及对其执行效果的评价，而在一个完整的政策周期中，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环节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本研究对直过地区语言政策执行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语言政策领域相关研究的缺失。其次立足于本土，首次将直过地区语言政策作为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对象，规划了直过地区语言政策现实化路径，为解决直过地区社会经济增长的需求与语言文化资源供给不平衡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方法，也丰富了直过地区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