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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以来,世界范围内企业跨国并购面临着深刻的国内外背景。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一度陷入长期停滞阶段。新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冲击和逆全球化政策势头的兴起,迫使世界经济在阶段性反弹中产生剧烈分化,导致全球经济存在巨大不确定性。企业乃至国家的外部环境产生剧烈变化。经济不确定性由实体经济不确定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两部分组成。其中前者的外生性与突发性强,受政府能动性控制较小。相比而言,经济政策的变化具有较大的内生主观性与可控性,对其的研究更具有理论指导和现实操作意义。与其他类型投资相比,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跨国并购属于风险较高的投资,对相关经济政策的敏感性更高,是实体经济活动中比较容易受波动的部分。在考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对企业跨国并购等对外直接投资时不可以忽视另一个重要环境因素——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的兴起对国际贸易、投资模式和宏观经济政策等产生了重要影响,是经济全球化最为显著的特点。全球价值链形成于企业跨国活动,并影响和制约企业跨国活动。
本文以世界21个国家开展跨国并购的上市公司为例,运用混合截面门槛模型,尝试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全球价值链与企业跨国并购置于同一研究范畴内,试图在剖清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跨国并购这一特殊投资活动的影响同时,探寻行业全球价值链在二者之间的效应关系。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无论是母国还是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在门槛值的左边,即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低于某一水平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明显促进表征数量的企业跨国并购扩展边际的增加以及并购绩效的提升;而在门槛值的右侧,即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于某一水平时,则对企业跨国并购扩展边际与并购绩效产生显著抑制作用。第二,无论是在母国还是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中,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有利于企业并购扩展边际的提升与绩效的提高,并积极影响了母国和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跨国并购之间的关系。第三,无论是在母国还是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中,行业全球价值链位置越高,越有利于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提升,并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跨国并购绩效中发挥着促进作用。但经验数据表明当前中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不高,行业整体处于低端锁定和俘获的状态,给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带来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有以下政策蕴含:第一,依据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预期合理把握和调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度。第二,促进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和提升全球价值链位置,让全球价值链在企业跨国并购中发挥积极效应。
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在于:(1)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投资的关系在跨国并购的特定情境下进行再探讨,认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两面性”。(2)将全球价值链嵌入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国并购的影响作用中,发现对外贸易的对外投资效应。
本文以世界21个国家开展跨国并购的上市公司为例,运用混合截面门槛模型,尝试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全球价值链与企业跨国并购置于同一研究范畴内,试图在剖清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跨国并购这一特殊投资活动的影响同时,探寻行业全球价值链在二者之间的效应关系。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无论是母国还是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在门槛值的左边,即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低于某一水平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明显促进表征数量的企业跨国并购扩展边际的增加以及并购绩效的提升;而在门槛值的右侧,即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于某一水平时,则对企业跨国并购扩展边际与并购绩效产生显著抑制作用。第二,无论是在母国还是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中,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有利于企业并购扩展边际的提升与绩效的提高,并积极影响了母国和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跨国并购之间的关系。第三,无论是在母国还是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中,行业全球价值链位置越高,越有利于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提升,并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跨国并购绩效中发挥着促进作用。但经验数据表明当前中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不高,行业整体处于低端锁定和俘获的状态,给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带来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有以下政策蕴含:第一,依据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预期合理把握和调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度。第二,促进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和提升全球价值链位置,让全球价值链在企业跨国并购中发挥积极效应。
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在于:(1)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投资的关系在跨国并购的特定情境下进行再探讨,认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两面性”。(2)将全球价值链嵌入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国并购的影响作用中,发现对外贸易的对外投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