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两大主题。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的良性互动是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当前发达国家普遍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其产业结构演进的方向、城镇化发展的任务以及两者互动的重点均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基于多方面的差异其工业化、城镇化过程绝非仅仅是发达国家时空上的重复,这些国家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的互动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实现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在相互促进中协调发展,这是处于任何一个发展阶段的国家都需要积极考虑并妥善解决的重大命题。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是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反复论述并不断取得突破创新的领域。就两者的关系而言,研究范式大体上经历了从单向线性模型向双向互动模式的转变。单向线性模式下的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关系研究以发展经济学结构转型理论为指导,侧重于工业化发展,强调产业结构演进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而将城镇化发展视为工业化的伴生物。城市研究也曾经一度淡出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伴随着空间要素被引入经济学分析框架,城镇化的作用逐步被重新挖掘。相关的研究既强调产业结构演进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同时也承认城镇化对产业结构演进的推动作用,进而形成了双向互动模式的研究范式。在城市集聚经济研究兴起后,除了静态集聚经济效应,城市所形成的动态集聚经济效应逐渐成为研究城市发展、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变关系的重要理论依据。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对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进行理论和政策研究。城镇化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大多数研究仅以由乡到城转变的过程来定义城镇化。但是这种定义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不仅在理论上难以表征后工业化国家的城镇化发展,而且容易形成实践中的误区和发展上的偏差。本文在界定城镇化概念时认为,城镇化应当是数量外延与质量内涵的统一。而产业结构演进从概念上理解也应当是数量比例与结构高度的统一。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展开对互动发展的理论研究。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互动是它们之间内在联系的必然结果。本文认为,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背后隐含的微观基础实质上是基于“技术创新-要素流动-集聚”的机制。技术创新导致了要素流动,要素流动的结果是地域上非均衡地集聚；而集聚形成后通过集聚经济效应影响要素流动和技术创新,进而形成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这三者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也就实现了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的互动：基于技术创新形成的产业结构高度的变化和要素产业部门间转移形成的产业数量比例关系的变化外在地表现为产业结构演进；要素地域空间上的流动集聚以及要素积聚对集聚载体功能上的要求就表现为外延型城镇化与内涵型城镇化的发展；同时,伴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市集聚经济也将逐步增强。这样,产业结构的演进就推动了城镇化发展,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又支撑了产业结构演进。通过互动内在机制的分析,本文进一步研究了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互动途径,认为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实现相互作用：一是“产业结构演进——要素流动——推动城镇化发展”途径。从流动的维度来理解,产业结构演进推动的经济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间流动、在空间地域上转移必须同时发生才能形成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从要素的层次来理解,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初级生产要素、高级生产要素之间会存在竞争和替代的关系,并在产业结构演进的不同阶段分别成为流动的“主角”,进而影响着城镇化的发展。二是“产业结构演进——城市功能转型——推动城镇化发展”途径。城市主导产业决定城市主导功能,产业结构演进使城市功能经历了由单一到复杂、城市主导功能由低级向高级的演变过程。而城市功能转型给城市注入发展的新活力和新动力,使城市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三是“城镇化发展——城市集聚经济提升——支撑产业结构演进”途径。城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能够增强城市集聚经济。基于在要素供给、市场需求方面的作用,城镇化的静态集聚经济效应能够支撑并带动产业结构演进；基于对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城镇化的动态集聚经济效应助推产业结构演进。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可以相互促进并内生地实现发展,但是现实中世界各国的发展实际上并没有趋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表现出不同的互动状态和运行绩效。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首先对可能存在的具体互动状态进行了研判和分析。互动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产业结构的循序演进和城镇化的持续发展,其重要前提是产业结构与城镇化两者之间适度协调。因而,无法直接量化测度的互动关系就存在两个方面的外在表征：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的协调程度、持续互动发展的能力。通过对这两个方面的研判,互动关系的具体状态就可以大致区分出三种类型：弱协调性、低持续互动能力的不健康互动状态；强协调性、低持续互动能力的不健康互动状态；强协调性、高持续互动能力的良性互动状态。其次,本文对互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研究,认为互动状态的差异性需要从四个方面的因素来解释：要素禀赋——人口、资本、资源等要素在产业发展或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约束或优势；外向程度——国际市场上的要素供给、市场需求等对国内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互动的推动或冲击；制度安排——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互动是在一个正确的制度框架下被激励还是在一个无效率的制度环境下被扭曲；政策导向——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城市发展战略等对互动机制的影响。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互动具有特殊性,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转型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城镇化发展密切相关。通过对我国建国后60年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互动历程的研究,本文认为：改革开放前30年,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之间总体上表现为弱协调性、低持续互动能力的不健康状态,互动在封闭环境下完全听命于政府行政计划干预；改革开放后30年,互动的协调性增强,但仍处于低持续互动能力的不健康状态,互动在开放环境下受到外资外贸的影响和冲击。因而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互动都很大程度上受到外力作用的影响。当前要进一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互动发展迈向更高水平、实现良性互动,关键就是要在完善互动机制的同时逐步增强互动的内生性,增强产业结构循序演进的创新动力,积极发挥城镇化的积极效应。本文从两个方面给出了政策建议：一是要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强产业技术创新,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并推动大城市群、城市圈建设,坚持内涵式发展,把一批大城市建设成各具特色的生产性服务业高地；二是要把城镇化作为扩大消费的重点,在都市圈以外地区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和县城,进一步提高城镇化率水平,并积极提高城市的承载力,加大制度创新,改变半城镇化状况,提升城镇化发展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