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是上市公司抓住投资发展机会、避开进入壁垒,迅速融入特定经营领域的有效方式,在推动公司实现不同经营领域协同发展、促进公司产业结构横向纵向升级、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如何创造条件支持各类公司通过并购优化资源配置已成为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点方向。作为上市公司资产配置的重要手段,并购是由公司高管决策实施的风险性的投资活动,由于两权分离产生的代理问题以及并购过程中因融资约束、反收购对抗和决策不当等导致的并购失败风险,风险厌恶的公司高管有动机放弃净现值为正的并购活动,导致公司丧失良好的投资机会,不利于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而股权激励制度是建立健全资本市场约束激励机制的重要举措,是减少高管非公司价值最大化行为的有效治理机制之一,能够协调高管处理好个人利益诉求与公司经营发展间的关系,治理效应的发挥会使股权激励进一步影响高管主导的并购决策以及并购后公司的业绩。近年来,随着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完善,股权激励逐渐成为常态化的激励措施,且相比于股票期权,上市公司更加偏好限制性股票这种激励模式已经成为我国股权激励实践中的一大特点,这是否意味着限制性股票是更加适合我国上市公司的激励模式呢?权利与义务是否具有对称性以及对于激励对象是否具有惩罚性,是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这两种股权激励模式最本质的区别,同时两者在会计核算、等待期、股利分配等方面又各有特点,因此限制性股票对高管的激励效果与股票期权会有差异。而厘清这两种股权激励模式对并购决策及并购绩效作用效果的差异化,对上市公司发挥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引导高管通过并购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十分必要。同时,与非国有控股公司以公司价值最大化为经营目标不同,国有控股公司承担着充分就业、稳定发展及社会服务等政策性负担,经营目标呈现多元化的特点,这种“半政半企”的特性决定了国有控股公司高管的决策环境和目标与非国有控股公司明显不同,这会导致股权激励的激励效果在两类控股股东性质不同的公司中存在区别,进而股权激励对并购决策及并购绩效的作用也呈现差异化。本文从并购决策和并购绩效两个层面来反映公司并购活动,选取我国上市公司2010年至2019年的并购、股权激励等相关数据,构建Logit模型、Tobit模型和OLS回归模型,解析股权激励对公司高管并购决策及并购后财务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1）控制其他条件不变时,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整体上能够提高其风险性并购决策的倾向,也有助于并购后公司财务绩效的提升。（2）对股权激励模式进行细化之后对比分析证实,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这两种激励模式都能够调动高管发起并购活动的倾向,提升并购规模水平,但限制性股票模式下对高管激励效果更加明显;限制性股票对公司并购绩效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而股票期权却与并购绩效的正向关系并不显著。（3）引入控股股东性质后,在非国有控股公司样本中,两种股权激励模式都有助于高管的并购决策,且限制性股票的效果更好;限制性股票对并购绩效正向作用显著,而股票期权不会影响并购绩效;在国有控股公司样本中,两种股权激励模式均不会显著影响并购决策及并购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