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贸一体化背景下,中外贸易往来愈加频繁、资本市场开放度和国际化水平的提升,促使我国股市与国际资本市场联动程度提高,美国作为全球资本市场的领头国家,其证券市场波动对于其他国家的影响不容忽视。近年来学者对研究各经济体之间的股市联动性热度上升,发现亚洲发展中国家股市存在联动效应,并且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联动性近年来有所增强,对于中美两大经济体的股市联动性研究对国家和投资者来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本文从中美股市联动传导机制角度出发探讨2014年至2019年间中美两国股市联动性的变化。分别从中美贸易传导机制、中国股市国际化传导机制以及中美汇率传导机制三种传导机制角度,展开对中美股市联动效应变化的研究。其中分别选取对中美经贸摩擦和A股纳入MSCI指数两大热点事件发生前后的中美股市联动性进行实证检验,来探讨中美贸易传导机制和中国股市国际化传导机制角度的中美股市联动效应变化。在数据选择上,在中美贸易往来机制角度选择中证信息和道琼斯美国科创板指数作为高新科技行业板块指数的代表来检验两国股市高新技术行业板块指数的联动性,而在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度传导机制角度则选择两国股市的代表性综合股指上证综指与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测量方法采用DCC-GARCH动态相关系数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别测算出中美股票市场股指波动率之间的动态相关系数和股市联动因果关系。研究结论可概括为2014年至2019年间,在中美贸易传导机制下和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传导机制下,中国股市的变动对美国股市变动的影响不大,而美国股市却能对中国产生影响,中国股市开放程度的变化和中美贸易冲突都未对中美两国长期整体上的联动效应带来十分明显变化。结果表明整体而言中美股市联动性并不高,虽然在热点事件发生后会引起股市短期一定程度变动,但是其影响程度有限,整体而言热点事件发生前两国股市联动性比发生后低,热点事件发生后美国股市会对中国股市产生影响。究其原因在于中美股市发达程度、交易制度和监管制度的差异造就了两国股市联动性并不高,而美国相对成熟的投资体系和对外投资的积极性导致了美国股市对中国股市会产生影响,反之则不然。本文创新点在于:以往很多研究中美联动效应的文献往往忽视对于股市联动效应传导机制的理论分析探讨,本文在探讨了股市联动基本传导机制理论后更为详细地探讨中国与其他股市以及美国股市的联动机制;在对两国股市联动效应展开实证研究时,很多文献基本都以经济体发达程度或区域角度、某一金融危机或热点事件时间点角度以及某一机制或政策出台角度进行探讨,而本文通过不同传导机制的角度来探讨,结合热点事件时间点对中美股市联动效应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最后针对中国资本市场制度的完善和资本市场的稳步开放提出对策建议,分别有:利用数字技术智能化等高新技术工具辅助监管和实施市场债转股降低金融杠杆;构建人民币跨境回流机制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分散美元结算汇率风险;设立共同基金、寿险理财产品等投资体系达到“去散户化”目的;放宽外商投资支付机构准入限制和外资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准入门槛,提供更有效公平的市场准入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