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区调整或变动是一复杂而重要的学术论题,直接或曲折地反映了某一历史时段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体现出中央权威的某种意图或举措。不同历史时期的政区变化自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本文通过传世文献及石刻墓志资料的解读,对唐代不同时期河东道州县的置废、州县等级的升降、辖区面积的伸缩等做了系统的分析,以期探明唐代河东道政区变迁的脉络,深化政局变动对政区调整之影响的认识。本文共分六章,围绕唐代河东道政区调整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第一章主要探讨唐初河东道政局的演变和政区调整问题。论证了武德年间唐廷在河东道所辖州县的变化情况,认为李唐政权和刘武周“定杨”政权等割据势力的消长对武德年间河东道政局及其政区设置产生了重要影响,并通过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了武德年间河东道政区调整的特点,指出这一时期大量增置州县是战时权宜之计,政局稳定后已开始尝试并省。进而讨论太宗朝对河东道政区的调整问题,指出太宗朝大规模并省州县是高祖朝省废权置州县政策的继续,相对合理地对河东道州县重新进行规划,使得河东道所属州县情况渐趋稳定。第二章主要探讨武周朝河东道州县等级的提升问题。认为武则天以并州为北都,既与并州乃其故里有关,也充分考虑到并州险要的地理位置,故借鉴前朝建都之举,同时还可视为其加强北方门户的防御力量,促进胡汉融合的重要举措。第三章主要探讨安史之乱后河东、泽潞、河中三镇的形成,三镇节度使的选任以及三镇的关系等问题。指出唐廷在河东道设置河东、泽潞、河中三方镇,既考虑到太原、潞州、蒲州重要的地理位置,也与此三地在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能起到的作用密切相关。为巩固和加强对河东三镇的控制,唐廷在不同时期对三镇节度使的选任标准、职能要求均有差异,并逐渐呈现出文职化倾向。长期的节度使文职化致使三镇兵力日渐衰弱,最终为唐末武将篡权、沙陀李克用入主中原做了铺垫。通过对河东三镇差异性和群体性特点的比较分析,揭示了三镇之间相互制衡的关系。第四章主要探讨德宗朝河东道政区调整问题。认为建中未河东道政区调整是德宗朝藩镇政策的一个缩影,也是德宗统治期间削藩政策的集中体现。昭义镇增领洺州,不仅可以震慑河朔,而且有助于均衡河东三镇的实力：割置晋慈镇不仅可以限制李怀光所统朔方军之势力,而且可以控制河中与河东、昭义间的交通要道,然由于藩镇设置过小过密,终被废止；河东镇在削藩以及平乱中贡献最大,但其辖区没有扩大,直接原因在于奉天之难中马燧勤王不力,而根本的原因或在于他担心河东军实力扩张过快,导致朝廷疑忌而步李怀光后尘,未敢邀功。第五章主要探讨武宗朝河东道政区调整问题。认为设置大同都团练使是唐廷抵御崩溃回鹘之南下而采取的对策,客观上也削弱了河东镇的实力。将泽州改隶河阳,是安史之乱后唐廷第一次将河东道属州划归他道,直接打击了日益跋扈的昭义镇,也有利于护卫东都。第六章则探讨唐僖宗以后河东道政局动荡与政区变迁等问题。认为李克用入主河东镇直接改变了河东三镇的力量对比,引发了河东道政区的一系列变化,并对相邻的关内道、河北道的政区也产生了影响。本文附带探讨了两个与本论题相关的个案。一是对河东军集中考述。主要通过对史料的进一步解读,对河东节度使所辖军进行了补证。二是围绕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和敦煌文书《往五台山行记》,考察了河东道关、驿、店的设置情况,期冀有助于唐五代河东道交通状况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