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抑郁症有着高发病率、高致残率的特点,它现在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疾病,有20%的成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不同程度经历了抑郁症。预计若到2020年,抑郁症可一跃为仅次于心血管疾病的人类的第二大疾病。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抑郁症的发病原因及其机制仍不清楚,虽然较多的研究者认为发病机制可能是遗传原因、心理原因和生物学原因,但抗抑郁药很难取得全面效果,在药物研究方面进展不多。药物治疗存在着起效缓慢、停药易反弹、副作用等缺陷。但是,大量的研究表明抑郁症与昼夜活动存在密切联系,甚至有学者提出抑郁症是一种生物节律紊乱病。抑郁发作存在昼夜节律改变。这些改变包括睡眠时间减少、快动眼睡眠(REM)时期密度增加、REM期潜伏期缩短等。如果弄清抑郁发作和昼夜节律的关系,就有可能有效地治疗和预防该病。虽然有大量研究发现抑郁症与昼夜节律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但到目前为止,抑郁症与昼夜节律之间的具体关系仍尚未清楚。这一方面是由于抑郁症多是通过患者自述及医生的评估进行诊断的,这些评估措施是主观或部分客观的评估方法,不能充分或定量的反应疾病的严重程度。另一方面对患者昼夜节律的评价多是在实验室内进行的,如通过多导睡眠监测(PSG)分析患者的睡眠结构变化,通过定点取样检测患者的褪黑激素水平等。这些研究往往是观察了一段时间内的节律情况,并没有在自然状态下长时间持续监测患者的昼夜节律,因而不能全面的反映患者的状态。在过去二十年,活动记录仪(Actiwatch)成为了睡眠研究领域主要的工具之一。活动记录仪(Actiwatch)是一种戴在手腕处,类似手表的装置,使用方便。它可以持续监测最长达180天,克服了PSG不能连续监测的缺点。并且它能够让患者在家中或熟悉的环境中佩戴,免去了脑电图监测之苦。最初,人们用活动记录仪(Actiwatch)来观察人的日节律,本研究中,它用来监测患者的昼夜节律。根据人在睡眠时活动减少而觉醒时活动增多的原理,活动记录仪(Actiwatch)通过加速计监测受试者在设定时间内的躯体运动情况,间接反映受试者的昼夜节律。在精神障碍疾病与昼夜节律相关性研究中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有研究指出,抑郁障碍患者的运动模式和健康人比较存在明显差异,通过活动监测发现抑郁症活动减少的症状治疗后得到改善。Vanderlind等通过活动记录仪监测健康人的睡眠结合生物钟基因分析,发现生物钟基因多态性可以降低睡眠质量进而影响认知增加抑郁症状。Bouwmans等通过小样本的长时间纵向对比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褪黑激素分泌模式变异性更大,分泌水平较健康者更高。Srinivasan等也发现抑郁症患者褪黑激素水平升高。但也与此相反的研究报道。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抑郁症症状与昼夜节律的改变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应用活动记录仪(Actiwatch)时间持续监测的方法可以发现抑郁症患者昼夜节律的变化情况,结合抑郁症相关量表评估可发现其中的关系。然而,由于疾病本身的复杂性,特别是双相情感障碍抑郁发作期的症状与单相抑郁障碍很相似,临床上能根据一些特征性的症状判断,毕竟单相抑郁障碍和双相情感障碍抑郁发作是有区别的,但是,这种区别很难区分,通常临床是在躁狂和抑郁两相症状均出现以后才能确切诊断,缺乏早期特征性的诊断指标,造成诊治延误。研究目的以活动记录仪(Actiwatch)时间动态监测抑郁症患者抗抑郁治疗前后的昼夜节律变化,并结合抑郁症相关评定量表的评估,开展昼夜节律与抑郁症及其反应性的相关研究。本研究有助于明确昼夜节律与抑郁症及其治疗反应的相关性,为临床抑郁症的早期干预和疗效评价提供较为客观的指标。研究方法(1)研究对象：根据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估,确诊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5版(DSM-V)的诊断标准为抑郁发作的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的心理科与精神科住院病人,随机抽取20人,其中男性14人,女性6人,年龄在18-65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0.6±16.15岁。(2)调查方法：在患者入院第1天或第2天进行面对面进行问卷访谈,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开始时给其佩戴活动记录仪至少3天作为基线数据,观察治疗两星期后再至少佩戴3天以对照同一抑郁障碍患者治疗前后的昼夜节律。在佩戴活动记录仪的同时要求受试者记录睡眠日记。在佩戴活动记录仪的同时要求受试者记录睡眠日记。并告知其注意事项,如生活防水、防磕碰等,要求患者尽量24小时佩戴。(3)调查工具：活动记录仪(Actiwatch)、量表(包括清晨型和夜晚型自评量表(MEQ)、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量表、匹兹堡睡眠指数量表(PSQI)、 Epworth嗜睡评价量表(ESS)、香港中文大学定式化睡眠评核问卷等)、睡眠日记、身高体重仪。(4)拟采用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管理,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描述与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χ±SD)表示。两组计数资料的比较使用卡方检验,计量资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的T检验进行。同一患者治疗前后的活动记录仪分析、睡眠日记数据分析采取配对T检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进行。当P<0.05时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20例受试者中,有4例受试者中途退组,1例因为病情变化,2例因为依从性差,不能坚持佩戴,还有1例因为觉得活动记录仪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故总共收集16(80%)例病例。在本研究的16例有效病例中,一般人口统计学信息、身高和体重、BMI、睡眠模式、失眠状况、诊断、首次访谈时的生命体征、基线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基线Epworth嗜睡量表评分、基线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评分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是,入组病例和出组病例的首次发病形式比较,发现出组病例多为亚急性起病(2周内-3月内),入组病例多为慢性起病(3月以上)(75.0% vs 12.5%；χ2=6.667,P<0.05)。2.根据男、女性别将入组的16例患者分组,结果显示男性和女性在年龄、身高、体重、周末起床时间、最近一年平均每晚睡眠长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清晨型和夜晚型自评量(MEQ)评分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但都为中度清晨型,男性更偏向绝对清晨型,女性更倾向于中度清晨型。但是,其他的如一般人口统计学信息、身高和体重、失眠状况、诊断、首次访谈时的生命体征、基线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Epworth嗜睡量表(ESS)、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的评分均无统计学差异。3.针对入组的同一患者,在抗抑郁治疗前后不同昼夜节律的分析。结果显示,汉密尔顿抑郁量表的评分在抗抑郁治疗前后有统计学差异(t=10.813,p<0.01),经过抗抑郁治疗患者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降低。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的评分也有统计学意义(t=5.102,p<0.01),经抗抑郁治疗,患者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的评分也减少。患者在抗抑郁治疗后,上床时间、起床时间、每晚实际睡眠时间、入睡潜伏期差异无显著统计学意义。对比同一患者抑郁发作时和抗抑郁治疗14天后活动记录仪收集到的数据,如总在床时间(TIB)、总睡眠时间(TST)、睡眠中总觉醒次数(WASO)、睡眠效率(SE),结果显示同一患者的总在床时间(TIB)在住院期间第2天比第15天要长,睡眠中总觉醒次数(WASO)第17天比第16天(P16-17=0.021)要多,第15天比第16天多(P15-16=0.022),而睡眠效率(SE)第16天高于第15天(P15-16<0.05)的,总睡眠时间(TST)抑郁发作治疗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考虑到可能个体每天睡眠的情况不同可能由多种因素影响,故又对比了同一患者的前三天和后三天睡眠相关指标的平均值,如总在床时间、总睡眠时间、睡眠中总觉醒次数、睡眠效率,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对比同一患者抑郁发作时和抗抑郁治疗14天后所记录的睡眠日记数据,结果都无显著的统计学差异。结论：根据本研究结果,可得出抑郁发作的患者治疗前后患者睡眠质量提升,在治疗期间内,患者的觉醒次数增多,这可能因为药物因素或病情波动。总在床时间减少,睡眠效率随着抑郁发作的痊愈而好转,这个结果说明抑郁发作患者的睡眠障碍可能会因为将抑郁治好从而改善睡眠问题,减少睡眠障碍的发生。本研究中,无论是从活动记录仪上的数据分析,还是分析患者自己所记得睡眠日记,未证实明显的睡眠时相前移或后移,这与既往的研究不一致,可能因为本研究样本量不大,并且患者住院天数短从而使佩戴活动记录仪时间过短。男、女比较时,清晨型和夜晚型自评量(MEQ)评分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但两者都为中度清晨型,男性更偏向绝对清晨型,女性更倾向于中度清晨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