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国家内忧外患,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北宋君臣一直致力于从历史中寻求挽救危机的途径。而在北宋的学术界,产生了一股研究唐史的热潮,同时伴随着理学的产生,对史学家论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孙甫《唐史论断》、范祖禹《唐鉴》、张唐英《唐史发潜》三部史书是北宋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历史评论性史书,皆以唐代历史为研究对象,对当时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分析和评价,并总结出唐代历史治乱兴亡的经验教训,从而达到为当政者提供鉴戒的目的。孙甫所撰《唐史论断》的内容主要是对于唐代历史事件的评论,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君臣关系的探讨;二是对于唐代灭亡的几个重要事件的探讨,如朋党问题、宦官擅权的问题、藩镇割据、民族关系的处理等等。范祖禹所撰《唐鉴》带有很强烈的理学色彩,在对“君道”、民族问题、“祖宗之法”等问题的探讨中始终贯穿儒家的纲常伦理思想;张唐英所撰《唐史发潜》则主要是对唐代君臣的辩护或者批判,并进一步挖掘被历史学家们所忽略的史事,从而揭示这些史事潜在的真相,并强调“春秋褒贬”的治史理念。三位史学家对唐代历史的评论和研究各有其倾向和侧重,但他们的研究也体现出这一时期史学家探讨唐史的共同特点,在编纂上皆为以编年形式为主的史评著作,皆以鉴戒前代历史为撰述宗旨,同时体现出史学理学化的发展倾向。三部史书在北宋史学史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从史学史发展过程来看,它们的出现加深了关于唐代历史的研究,同时对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发展起推动作用。此外,这三部史书体现了古代史学的鉴戒传统,为北宋君臣挽救社会危机提供鉴戒,反映了史学与社会的互动,体现了史学的社会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