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便开始了在台湾漫长的威权统治。通过由其控制的“中央民意代表”及组成的“国民大会”、“立法院”和“监察院”，国民党政权控制了台湾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决定了政策的制定和法律的实施；通过“戒严令”的公布为国民党在台湾进行以军事统治为基础的独裁统治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通过“党禁”、“报禁”、“书禁”等一系列禁令，国民党全面控制了台湾的政治运作、社会活动、舆论导向以及文化的发展。在这样的制度下人民失去了政治自由、言论自由甚至人身自由，国民党在台湾建立起了具有绝对“权威”的威权统治。随着20世纪60年代台湾经济的飞速发展，其社会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中产阶级的力量不断扩大。这些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意识不断提高，与这一时期国民党在台湾所实施的“戒严”体制和高压统治格格不入。他们不满社会的现状，渴望改变自身处境，要求平等、自由、民主等权利，进而成为了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与此同时，在长期的独裁统治下的国民党自身也深陷统治的“合法性”危机之中。在长期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国民党内部的腐败严重，政党政策僵化，高层老龄化加剧，长期通过高压统治剥夺人民政治权利，导致反抗的呼声不断增强，游离于体制之外的“党外势力”发展壮大，不断地挑战国民党的统治权威。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席卷亚洲，菲律宾、韩国、巴基斯坦等十几个亚洲威权政体在民主化浪潮和国内人民的运动中相继倒台，建立起了民主化国家，给同是威权体制且日益受到民众反对的台湾国民党政权带来了巨大压力。与此同时，随着《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中国共产党表达了期望在一个中国的基础上，通过“一国两制”的办法来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大陆的台湾政策由“武力解决”到“和平统一”的重大转变，两岸长期以来的军事对峙状况也得到了缓和。在这样的背景下，兼具马列共产主义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蒋经国，为了在新的形势下缓和台湾的社会矛盾，继续维持和巩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从而拉开了台湾政治改革的序幕。首先，蒋经国提出了“往下扎根，向上发展”的方针，对国民党进行改造，大幅招募台湾籍本土政治精英加入国民党，从而开放了政治精英的政治参与渠道，在这个过程中也实现了国民党执政的“本土化”；随后，国民党通过治理腐败、贴近基层等一系列政策来挽回国民党在台湾社会的形象，提高国民党的亲民力，为其政权的稳定和执政“合法性”创造各种条件。其次，1987年7月国民党当局宣布取消在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制度，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军事统治制度，将社会管理更多的交由警察和法律来维护，人民长期以来被剥夺的各种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也得到了恢复。国民党长期以来的“党禁”制度也随着“戒严”的废止而结束。台湾的政坛开始百花齐放，长期以来被压制的“党外势力”纷纷组织政党，逐渐开始在制度内与国民党竞争，台湾政治开始逐渐步入多元化、民主化的时代。此外，在两岸关系上，随着1986年“华航时间”的发生，国民党不得不改变长期以来坚持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决定，开始与大陆沟通和接触。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了民众赴大陆探亲的大门，进而又放宽了对了大陆的出版物发行和商业贸易的各种限制，两岸的人员往来、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自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之后的两岸“三通”打下了基础。虽然这一系列的改革从根本上而言是为了在新的形势下维护和巩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但是，随着台湾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民主化、自由化进程不断推进，改革进程已经超出了国民党所能够左右的范围，并最终导致了2000年国民党在台湾大选中失败下野，丧失了“执掌”50多年的台湾政权。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是“失败”的，然而正如这次改革的结果超出了蒋经国所预料的那样，改革对于台湾的政治发展、经济进步以及两岸关系都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并最终使得台湾从一个军事管制下的一党独裁的威权政体，逐步演变成为一个法制下的多党竞争的民主政体。虽然这一时期的改革也诱发了了诸如选举政治、强人政治甚至“台独化”倾向抬头等负面因素的产生，但是其对于台湾政治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的贡献却是十分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