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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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是所有者与经营者通过契约签订形成的产权联结体。在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背景下,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极大地影响了管理者的经营决策与价值创造过程。管理者可以通过其专有人力资本的投入为企业实现超额价值创造,但是其行为动机往往来自于追求高额溢价薪酬、在职消费等,经营决策可能会与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方向相背离。因此,引入激励与约束相容的治理机制,提升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目标利益实现方向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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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是所有者与经营者通过契约签订形成的产权联结体。在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背景下,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极大地影响了管理者的经营决策与价值创造过程。管理者可以通过其专有人力资本的投入为企业实现超额价值创造,但是其行为动机往往来自于追求高额溢价薪酬、在职消费等,经营决策可能会与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方向相背离。因此,引入激励与约束相容的治理机制,提升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目标利益实现方向的一致性,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选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6-2018年的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倾向匹配得分法实证检验了高管货币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及其不同的合约特征对资本成本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高管货币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与资本成本之间是负相关关系。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激励实践主要支持了最优契约理论,即高管薪酬是衡量其人力资本价值的体现。对高管提供一定形式的激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代理问题,降低投资者的风险预期,从而实现资本成本水平的下降。但是由于这两种激励方式在业绩考核方面关注的时间范围长短不一,可能无法有效平衡短期绩效与长远发展之间的关系,激励效应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不同的合约特征对资本成本的影响也存在着差异性。具体而言,选择期权型激励模式、激励有效期越长的股权激励方案,对资本成本的降低效应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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