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经济增长猛降,全球经济整体进入持续低迷的状态,实现经济复苏和发展成为各国政府共同面对的问题。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高科技实力成为一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撑。同时我国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期,创新驱动成为应对发展环境变化、引领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的核心源泉,研发投资更是企业保持发展和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战略性投资行为。为此,各国政府频繁出台和调整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经济增长猛降,全球经济整体进入持续低迷的状态,实现经济复苏和发展成为各国政府共同面对的问题。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高科技实力成为一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撑。同时我国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期,创新驱动成为应对发展环境变化、引领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的核心源泉,研发投资更是企业保持发展和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战略性投资行为。为此,各国政府频繁出台和调整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使得来自政府层面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加剧了全球经济的风险和挑战。就我国而言,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政府推出了“四万亿(元)人民币刺激计划”,实施了“汇准息三降”、“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减税降费”等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这一方面使我国经济增长受全球经济低迷的负面影响在短期内有所降低,另一方面使我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不断提高。同时,我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普遍遭受着融资难度大、融资成本高等问题的困扰,融资约束问题是制约企业发展的首要问题,研发周期长、资金需求大的研发投资行为势必会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因此,本文在研究企业研发投资活动时,同时考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外部冲击和融资约束的内部制约,具有重要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意义。本文在进行理论分析以后,利用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8-2017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和Baker et al.(2016)构造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展开实证研究。同时,根据企业特征的不同引入异质性检验,从所有权性质、行业类型和获得政府补贴的角度,进一步比较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差异化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与已有研究得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企业投资的结论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了企业研发投资。第二,我国企业普遍面临融资约束问题,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企业融资约束越大,研发投资规模越小。第三,相比于融资约束小的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在融资约束大的企业中更显著,在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融资约束大的企业在研发投资方面反而更积极主动。第四,由于企业所有权性质、行业类型和获得政府补贴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其他文献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一个国家的就业状况不再只与本国经济发展和政策变动相关,而是会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动。在此背景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基于自身利益所采取的就业政策和对外政策却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要探究这种差异存在的根源,就需要厘清中美两国就业变动及其影响因素的共性与差异,梳理国内国际各种因素对两国就业的不同影响。因此,本文将全球价值链的概念纳入就业变
在出口减少、投资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扩大内需和促进消费的多元化发展,对实现中国消费升级,推动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随着中国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多元化的消费需求明显增加,精神类消费的多元化发展是居民消费升级的客观体现。电影消费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类消费,电影消费的多元化在推动中国消费升级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不同类型电影票房消费的角度,以中国城市电影类型消费的多元性水
在当前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的大背景下,共性技术作为可以广泛应用于多个行业或领域的关键性技术,对行业核心技术突破以及产业升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共性技术创新具有高投入、高难度、研发时间长等特性,导致单由市场机制调节或由单一主体创新难以满足共性技术供给的需要。从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对共性技术创新的影响来说,一方面,国有企业在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处于主体地位,往往布局于重要行业和领域,在共性技术研发中能够有
在全球价值链大背景下,中国基于自身优厚的劳动力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积极投身到国际分工当中,使得制造业总体规模居全球首位。然而,长久以来,我国仍处于依靠“人口红利”组装加工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低端发展阶段,并未随外贸发展实现价值链的优化升级,因此至今依然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近年来,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态势不容小觑,其产值占GDP的比重增势迅猛,也为促进制造业发展升级提供了新
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5G等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际标准的竞争愈演愈烈。企业的发展和成功不再取决于低成本和产品差异化,国际技术标准在企业国际化道路和企业长远发展中发挥了引领性作用。这是由于产品嵌入了以专利为基础的技术标准,高昂的专利费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成为重要的贸易壁垒,加上网络外部性的影响,拥有国际技术标准的企业将掌握国际交易主动权,占据国际竞争的制高点,甚至主导行业规则制定。当前“技术专利化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日益严峻,经贸摩擦频出,外部环境复杂变化,非洲作为南南合作的重要地区和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与者,其对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因此促进我国对非洲外贸持续稳定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中非双边关系的良好发展,中国对非洲的发展援助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援助规模也增长明显,并且中国对非洲的援助越来越注重与推动中非经贸往来相结合,致
中国经济处于由增长转向发展的重要阶段,发展目标由追求数量转变为追求质量,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而我国制造业正面临着“大而不强,缺芯少智”的问题,实现制造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提升,关键在于“共性技术”的突破发展。因此,为了有效解决我国制造业共性技术创新供给不足,本文通过研究产学研合作对共性技术创新的影响,缓解制造业共性技术创新市场失灵局面,促进我国制造业共性技术研究,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论文采用
环境和出口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热点研究问题,近年来建设“美丽中国”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口号铺天盖地,经济发展问题也一直是国民最关注的问题,企业出口关系到国家财政收入,提高国际贸易水平可帮助一国政府拓展财政收入的来源。研究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环境规制与出口产品质量的研究一直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
伴随着共享经济这一新兴经营模式的普及与应用,许多厂商由共享平台的参与者逐步向平台的创立者转变,以期实现厂商的转型升级与技术革新。与此同时,市场的繁荣发展与信息技术的进步使消费者变得更加理性,他们会合理预期自己的后悔行为,进而做出更具策略性的购买决策。此外,消费者的预期后悔行为又对厂商的创新和发展带来了重大挑战。因此,研究产品共享以及消费者预期后悔行为对厂商的综合影响,对于探究共享经济健康发展,助力
国际分工体系形成以来,我国制造业大多借助技术含量不足的生产环节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然而伴随国内劳动力价格上升、资源不足等现象的出现,我国制造业面临的难题,不仅有来自价值链上游发达经济体的“挤出”和“低端锁定”,还有来自价值链下游发展中经济体对我国“世界加工厂”地位的挑战。在内外同时受到制约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亟需掌握被发达经济体封锁的核心技术优势,跨越“世界加工厂”发展阶段,进而往全球价值链上游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