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运动（简称新运）是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于1934年2月19日在江西南昌发起的一项大型国民教育运动。新运一经推行,其主要载体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立即成立（1934年7月1日升格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并由蒋介石亲自担任会长。新运从发起到1949年国民党内战失利后暂停办理,在中国大陆持续了十五年之久,作为一项运动,从时间跨度和规模范围来看,它是罕见的。在这十五年当中,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新运总会也随之历经了数次迁移,1936年蒋介石回南京就任行政院院长,新运总会出于各种考虑也随之迁到首都南京;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后,南京失守,新运总会随众再次搬迁到陪读重庆（武汉一带设立新运办事处,全体新运总会成员均在此处,直至武汉保卫战失败后西上重庆）;抗战胜利后,最终回迁南京。新运自开始至结束,从未停止过对音乐的推行,伴随着战争的发展和总会的变迁,当局关于新运音乐的主张也发生着变化。总览新运音乐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方向和时间上的纵向延展,可以将1934到1949十五年之久的新运音乐事项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新运发起时推行的中心准则是儒学当中的所提倡的四维,为“礼”、“义”、“廉”、“耻”,具体的实行标准体现在三化,分别是“生活军事化”、“生活生产化”和“生活艺术化”,其中“生活艺术化”,就是将艺术作为衡量全体民众生活的标准,提倡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用艺术来陶养国民,以达“整齐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新运初期的音乐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新运发展主旨和国民领袖蒋介石的个人主张,促使其发展方向较为狭小,主要集中在礼乐和新运这一块肤寸之地上,由于当局大力提倡传统的礼乐文化,导致这一时期的音乐作品具有非常浓重的礼乐和新运色彩,开展的各项音乐活动也体现出集会性和仪式性的特点;到了新运中期,也就是全面抗战时期,新运上下出于双重考虑,一方面有感于救亡歌咏在抗战建国中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是国情的需要,国内军民将士迫切需要精神上的鼓舞,新运总会及各地分会将开展救亡歌咏活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创建了各式各样的歌咏团体,举办了众多歌咏活动,并且在其它各项活动中也十分重视救亡歌咏的宣传,这对当时国内歌咏运动的风行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抗战胜利后,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救亡歌咏不能再满足民众的精神需要,一些描写谈情说爱内容的歌曲（时称靡靡之音）再次于国内风行,新运为提倡正当娱乐、正国民风气,开始全面普及音乐,重点推广一些中外名曲,为此总会及各处分会多次举办各种音乐会和音乐活动,为国内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大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