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经济政策以及人口红利等有利条件,中国经济自新世纪以来保持着持续的高涨势头。工业作为中国经济支柱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言而喻。然而,受制于落后的工业发展模式的约束以及地方政府、生产部门环境意识的缺失,能源及环境资源问题也日渐凸显。为解决上述悖论,中国地方政府先后启动环境规制法规,那么,在目前中国工业领域,环境规制的实施是否会实现能源效率的有效提升?区域之间是否能发挥有效的协同效应?上述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又是如何形成的?未来需要如何进一步完善地方环境规制体系?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基于传统的外部性、公共物品以及新功能主义等相关理论,从省域内部、外部两个视角阐述环境规制对省域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并提出假设。在此基础上,基于修正的内生性方向距离函数,测算2007-2016年中国30个省域工业能源效率,并对其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全面分析;为了验证环境规制对省域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效应,基于传统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结合实际研究问题,本文构建一般化的空间杜宾模型,从省域内部、外部两个维度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效应。同时,从政策滞后性和工具差异性两个视角进一步探讨异质性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受限于要素依赖型的工业发展模式,中国省域工业能源效率水平总体偏低,并呈现出类似经济发展特征的“东-中-西”递减梯度格局以及空间集聚特征;(2)从省域内部来看,环境规制增强将有利于工业能源效率值的提升,这意味着环境成本内化引致的“创新补偿效应”高于“遵循成本效应”,即验证了“波特假说”在中国工业部门中的存在性。同时,基于筛选及淘汰机制,环境规制通过生育工业结构及质量的升级最终促进能源效率水平的提升;(3)从省域外部来看,环境规制对邻近地区能源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而言,受益于环境规制的政治性和功能性溢出效应,邻近省域将实现环境治理体系的完善以及能源利用技术的共享,最终将实现省域间工业能效的协同效应,全面提升工业能源效率水平;(4)从异质性视角而言,环境规制作为政府纠正经济负外部性的政策工具之一,对于能源效率的长期影响效应显著高于其短期效应;与此同时,相比于过程导向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受企业环境治理成本及收益等因素的影响,结果导向型环境规制对工业能源效率的正向溢出效应相对较强。最后,基于上述实证结论,本文从优化环境规制体系、加强省域工业联动协同效应以及提升工业行业能源要素技术水平等方面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