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源于启蒙,在西方学界主要有三种判断,即时间意识、未完成的设计、资本主义精神。但无论如何理解现代性,现代性的基本精神实质上就是启蒙精神,现代性是启蒙的产物。在启蒙精神的指引下,现代性表现为一种世俗化、积极的进步主义和工具理性主义。这样的特征也预示着现代性必然随着启蒙走向危机,具体表现为个体的无意义感、社会生活的单向度以及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成长在这一时代的卢卡奇,对现代性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自身的思想转变实质上同其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解紧密相关。无论是卢卡奇早期关于戏剧理论和小说理论的研究,还是后来走向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物化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乃至晚期的社会存在本体论,都反映了他在不同阶段对现代性的危机与出路认识的变化。卢卡奇早期文艺理论对现代性的批判,其理论成果主要诉诸拯救的主题,表现为悲剧理论和小说理论。卢卡奇的悲剧理论主要有着两个层面的内涵,即一方面,悲剧由于其内在悲惨的故事素材所带来的观众的群体效应和悲剧必然性对破碎生活的赋形,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另一方面,悲剧创作源自人的灵魂的先天渴望,必然使得由它出发所创作的作品能保持对经验生活的批判,但同时由于自身脱离生活的风格逐渐形成,尤其是现代悲剧,致使其最终沦为一种纯形式上的“应该”,以一种至高的地位去审判生活。这样悲剧便失去了改变现实的力量。卢卡奇的小说理论则试图通过小说作者成问题个人的旅途来表达对经验生活的讽刺,瞥见那一生活背后的总体,但小说构建的前提恰恰是总体性不能实现。因此,小说仅能成为心灵的驿站,无法担负起彻底超越现代性的重任。但小说主人公的魔力却彰显着一种救世主主义,这样的救世主主义在十月革命的推动下,促使卢卡奇由“扫罗（Saul）成了保罗（Paul）”,开启了对现代性批判的新征程。这也意味着,卢卡奇思想上由此迈向了马克思主义。卢卡奇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主要诉诸革命的主题,表现为物化理论和阶级意识理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同样包含两方面,即一方面对物化现象形成的机制、样态和背后的实质加以批判;另一方面认为物化的理论表达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德国古典哲学的伟大和悲剧也正表现为,一方面,康德的“自在之物”概念所反映的认识论上的困境恰好完美从理论上诠释了这一物化的本质;另一方面,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费希特、席勒到黑格尔的发展又表达了对这一问题解决的不断尝试。虽然在黑格尔理性的狡黠中实现了对“自在之物”问题的终结,但其却将那一历史的主体推到概念的神话当中,让超越现代性的道路一时间陷入迷雾之中。卢卡奇阶级意识理论就是试图在现实实践中落实历史同一的主客体,以期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对物化的扬弃。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卢卡奇将无产阶级革命等同于意识革命,陷入到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受列宁的批评和其革命学说的影响,卢卡奇通过对革命现实的关注开始意识到社会存在的重要性。这为晚年卢卡奇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基础。晚年卢卡奇基于本体论、实践概念以及理论逻辑三个方面的反思来展开他对历史唯物主义新的认识。这一新的认识表明卢卡奇晚年才开始真正意义上走进马克思。卢卡奇晚年的现代性批判理论表现为一种基于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异化观。这一异化观主要认为现代性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类个性与其能力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唯有在人类社会由自在合类迈入自为合类才能彻底解决。在此之前,现代性的超越不能完全消极地等待,而应在革命中实现。晚年的卢卡奇不再将这一革命理解为一种尖锐的暴力革命,而是将其落实到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斗争之中。这一斗争的基本理论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因为人们唯有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才能走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幻象,从而洞察到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进而实现对异化乃至现代性的超越。通过对卢卡奇思想与现代性的关联问题的专门讨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卢卡奇的思想转变及其自身思想的独特性,开启对卢卡奇与新康德主义、救世主主义、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想关联的讨论。另外,从卢卡奇自身思想转变的角度出发,新康德主义等思潮难以为现代性的超越指明出路,唯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