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法典》见义勇为制度在规则设计上充分尊重了见义勇为人和受助人的行为自由,它实际采用了一种温和的激励机制。总体而言,见义勇为制度的目的导向和温和的调整手段巧妙融合起来,但它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取得良好的制度效果,这在于目的和手段在规则设计上的融合并非总是相互促进,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掣肘。突破这种规则的自我限制需要回归法理,在对规则设计的法理分析中探索出可行的制度完善路径。从法理看,见义勇为制度迎合了法律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它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目标内化于制度设计中,满足公众对实践见义勇为的美好生活期待。该制度发端于见义勇为这一传统道德,具有深厚的道德基础,但它又必须遵守私法自治的制度要求,由此,这反映在具体规则设计上表现为至善论和中立性的调适。见义勇为制度既通过利益调整着重保护见义勇为人,又尊重见义勇为人与受助人的自由意志,同时制度中的模糊概念为法官在真实生活场景中尽量平衡双方的利益关系提供契机。这种制度设计实际是以公民自律调适的至善论和以制度正义调适的中立性相结合的产物。从制度的社会目的和具体规则设计中可以看出,该制度的人性预设不再是一味追求自利的“经济人”,而是具有善观念,且生活在真实世界的社会共同体成员。虽然见义勇为制度总在尽力平衡见义勇为人和受助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但这样的制度设计并未达到预期的制度目标,它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出现了关于见义勇为行为确认、见义勇为人受害补偿和见义勇为人责任豁免的难题,这些难题实际是道德规则转化为法律规则不可避免的难题,它们反映了道德的模糊性与规则的确定性之间的冲突,在制度上表现为见义勇为行为限定主观和规则内容空泛;制度的道德价值和功利驱动之间的冲突,在制度上表现为道德价值物化和利益分配不平等;制度温和的调整手段与制度的预期效果之间的冲突,在制度上表现为行为激励不足和利益分配封闭。为缓解这些冲突,完善见义勇为制度可以从两种路径着手,分别是通过标准化促进分配正义和通过开放式补偿提高人的可行能力。前者仍发生在见义勇为的内部关系中,具体措施包括见义勇为行为的标准化和受益人补偿范围的标准化;后者则向外寻求多元补偿渠道以提高见义勇为人更高质量生活的能力,这不仅有助于受助人摆脱其与见义勇为人之间利益分配失衡的不利地位,更能有效填补见义勇为人的损失,真正能鼓励见义勇为行为、实现社会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