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安全是民众最为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近年来,我国药品安全事件屡屡爆出,使大众对其信任度降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药品安全犯罪作案手段多变、执法司法惩处力度较低、行刑衔接不畅等。药品犯罪具备行政犯的典型特征,对其进行惩治不能仅依赖于单一的行政或刑事手段,而要兼顾二者并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即应包括行政立法与刑事立法的实体法衔接,还要涉及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程序联系。2019年《药品管理法》的修订是对日益严峻的药品安全问题所作的有力回应,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第五条至第七条的设置是为了与药品监管类行政法规更好地衔接,进而提高对此类不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两法衔接既要确保药品违法行为与药品刑事犯罪界限分明,又要保证衔接得当,使得该类犯罪能无障碍地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至刑事司法机关。本文分为三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药品安全行刑衔接的基本理论。从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界限入手梳理相关理论,学界将其划分为三种,分别是严格的违法一元论、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以及违法性对论。本文提出应在药品安全行刑衔接的整体架构中坚持法秩序统一原理的立场。第二部分,药品安全行刑衔接在实体层面的问题症结及完善建议。本文先从药品安全犯罪两法衔接问题的实体法理论入手,提出假药和劣药行刑判断标准模糊、药品安全违法类型刑事规制不周延与妨害药品管理类型规定不一致三类问题,并基于此提出调整假药和劣药的分类标准、完善药品安全刑事不法类型、完善妨害药品管理犯罪规定的建议。第三部分,药品安全行刑衔接在程序层面的问题症结及完善建议。药品安全行刑衔接不能仅寄托于立法的完善,优化程序设计必不可少。本文归结两项程序层面的问题,分别是药品安全违法犯罪行刑移送的衔接机制不畅与药品安全违法犯罪证据标准及转换衔接不畅,并针对性地提出完善药品安全违法犯罪行刑移送机制和药品安全行刑证据处理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