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经济主体对“政策是否调整”、“政策如何调整”“政策实施结果及影响”等问题无法做出准确预期的一种状态。近年来,为应对日趋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应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多重压力,我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控,以实现经济平稳增长。但新的宏观调控手段也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这种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传导至或直接作用于微观企业,对高管的自利行为产生影响。决策高管及企业会根据外部环境趋势及时调整战略方向、行为以及措施,以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和个人的冲击,以期实现稳定发展。根据委托代理理论,高管自利行为是指高管为获取私有收益,而牺牲股东及企业利益的行为。现有研究发现,高管自利行为的产生与其所处的环境以及企业措施和制度密切相关。高管的认知状况和行为选择往往会受到宏观环境的影响。当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时,高管的自利行为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基于短视行为理论,出于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考量,较高的风险会使得高管聚焦于快速变现的短期利益,牺牲长期利益。而基于前景理论,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高管将会面临更高的离职风险及更为艰难的就业环境,此时,高管决策和行为会更倾向于保守,抑制了其显性自利行为。基于激励理论,当薪酬对高管的激励不足时,高管会倾向于寻求其他利益对自己进行补偿,会滋长高管的隐性自利行为。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激励理论和舞弊三角理论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假设,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管自利行为的影响进行探究,同时检验内部控制的调节效应。本文以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相应的回归模型,对假设进行检验并进行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高管的显性自利行为,即抑制高管领取超额薪酬。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会增加高管的超额在职消费情况,滋长了高管的隐性自利行为。（2）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发挥一定的治理效应,即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增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管显性自利行为的抑制作用,同时,可以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管隐性自利行为的滋长程度。（3）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情况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而较强的市场竞争以及稳定的机构投资者,有利于对高管隐性自利行为进行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