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雕版印刷肇始于唐，大盛于赵宋。两宋雕版印刷的兴旺发达，为全世界所瞩目，其版印书籍范围之广，数量之大，质量之高为历史所罕见。如此辉煌的两宋出版事业，赵宋王朝是如何加以管理的？其所实施的管理对当今我国的出版管理事业有何借鉴意义？对这些问题，自改革开放西方现代管理学传入我国之后，学界不少有识之士，曾着力用管理学的理论对两宋出版管理加以深层解读，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然而综合探讨的论文目前尚没有出现。本论文正是在前此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全方位、多角度、高起点地对两宋实施的出版管理加以综合探讨。首先，两宋出版事业是在管理高度成熟的中央集权的背景下进行并取得辉煌成就的，两宋高度中央集权和赵宋统治者成熟的管理经验，无疑是有效实施出版管理的坚实基础和有益借鉴，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和借鉴，两宋出版管理要取得辉煌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论文第一章首先对两宋管理高度成熟的中央集权的特点加以大略的分析，并对两宋出版事业繁荣发达的情形加以概括介绍，作为进一步探讨两宋出版管理的背景。其次，现代管理学认为管理的主体是组织，没有组织机构作为依托就谈不上管理。但是由于两宋雕版印刷事业是刚刚兴旺发达的新型产业，所以还没有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于是两宋统治者调动从中央到地方多层机构共同参与到出版管理的事业中去，从而创造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参与机构最多的出版管理伟观。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参与管理的众多机构，剖析这些机构所实施的不同的出版管理，本文第二章专门介绍了两宋从中央到地方有关出版管理的各级行政机构，以便为进一步剖析这些机构行施的出版管理打下基础。第三，在介绍两宋出版管理的背景和参与出版管理机构的基础上，本文全方位、多层面地剖析从中央到地方多级行政机构具体实施的出版管理。从中央三省六部出版管理政令的发布，到国子监、三馆等中央机构负责刊印经史子集和类书等大量典籍，到地方各府州军监甚至县一级行政机构对出版过程中各种事情有效处置，大量事实表明，两宋时期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全国性的严密的出版管理网络。两宋没有出现专门的出版管理机构，因而各级行政机关几乎都成了出版管理机构，两宋没有专门的出版管理人员，因而各级官吏差不多都成了出版管理人员，从而实实在在创造出两宋各级机构共同参与，各级官吏共同管理，既职责分明，又分工合作的出版管理伟观，从而保证了两宋出版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宋代严密的出版管理网络为我国现代出版管理提供了有益借鉴。第四，从法令制度层面剖析两宋统治者对出版事业实施的管理。两宋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禁止某些有害图书的出版，以诏令的形式颁布了一些法律，并动用国家机器的强制作用，强力加以推行。赵宋王朝虽然没有制定专门的出版法典，但有关出版管理的诏令敕书却相当繁富。相对国家的法令而言，这些诏令敕书处理问题更为便捷有效，规范了出版活动，保证了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两宋出版管理法令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出版审查制度的确立。自北宋前期开始，便诏令出版内容事先进行审查，批准后方可出版，从而改变了事后追惩的被动局面，促进了两宋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第五，从出版内容的角度，剖析两宋是如何对出版实施管理的。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有利于加强王朝统治和政治教化、有益于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及民生需要的图书，统治者大力加以提倡鼓励，并委派专门官员具体落实，保证出版顺利进行；二是对于妨碍加强王朝统治和政治教化，军事机密保守以及天文、谶纬等一类图书，两宋统治者则加以严厉管制，并不惜动用行政手段如查禁、销毁、甚至追捕、法办违法犯罪人员，以确保两宋出版内容沿着两宋统治者需要的轨道进行。三是当代史和历书、法律等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图书，如果不加限制地出版，则会给百姓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第六，从图书发行环节和版权保护角度剖析两宋对出版事业实施的管理。发行销售是出版的最后一个要素，没有发行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出版。两宋统治者十分重视图书发行销售，国子监和各级政府，都是国家指派的发行管理机构，从而保证了图书发行销售畅通无阻，民间书肆则是辅助的发行销售渠道，虽然数量庞大，但并非主导机构。版权问题是伴随着图书出版而提出来的。宋代已经有了明显的版权保护措施，但整个社会的版权意识普遍比较薄弱，带有初期版权观念的鲜明商业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