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国家立法权的内部配置存在诸多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逐渐进入全国人大立法权限的范围;专门委员会间立法权限配置不平衡;委员长会议偏离自身定位;常委会工作机构职责不断扩张。这些问题的本质源于,在实践中并未形成对国家立法权内部配置问题的科学认识,并据此遵循一套基于我国制度实践的配置指导原则,致使立法权在现实化的配置过程中,未能符合立法权本质属性和权力结构要求。国家立法权的内部配置,是被分解在立法组织中具体立法权限的调配,故其基础关系是组织与权力的关系。当前国家立法权内部配置制度困境的解决,应当在充分理解组织与权力基础关系的前提之下,确立权力内部配置的统一指导原则。权力哲学和组织理论的发展揭示出通过互动性的视角统一理解组织与权力关系的路径:权力被理解为一种特定的社会互动信息传播网络,而组织则是该网络的现实载体,权力内部配置问题的实质由此被转化为此网络结构的配置。网络结构配置的优化有赖于集中式网络和分散式网络这一对基础模式的配合;投射在国家立法权内部配置层面,则意味着其优化需要以集中和分散配置的基础理论为指引,在组织中实践集中式权力网络结构与分立式权力网络结构的相互统一、有机融合。在我国的制度实践中,国家立法权内部分散配置的理念源于一种人民共和思想的指引,该原则要求配置在功能性分工的基础上注重平衡与协调,实现公共化,保障审慎决策;国家立法权内部集中配置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我国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内涵更偏向于对决策合法、统一和有效的追求,这要求具体立法权限配置和运用应当具备民主基础,强调决策统一,并提供制度化保障。通过前述二原则的统一和平衡,可以指引我国国家立法权内部配置的优化,促使内部配置的设计符合立法权自身的规律和运用的规律。在集中效率、功能最适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国家立法权内部的结构协调、配置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