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意义上的交付的直接意义是占有的转移。占有的本权既可以是物权,也可以是债权。因而,交付也是既存在于物权法领域,又存在于债权法领域。无论是物权法上的交付,还是债权法上的交付,只要是同一种交付方式,他们的内涵、外延基本上是一致的。 交付,无论是现实交付还是观念交付,从实质意义上看都是一种事实行为。交付与不同的合意结合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这便是交付有时导致物权变动,有时却导致债权变动的根本原因。 占有因自身的特质而被法律赋予了特定的法律意义。因之,交付也当然地产生了除占有转移之外的间接价值。由于占有被作为动产物权的公示方式。于是,交付便成为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由于直接占有者对于物有事实上的管领力,于是交付被作为买卖合同风险转移的标志之一。 简易交付与指示交付在所有权转移中基于需要而突破了占有移转的本意,内涵、外延被扩张。而简易交付、指示交付又因各自的特点,在质权设定及所有权的善意取得中呈现诸多特殊之处,其适用又被限缩。占有改定也因其特殊性在物权法领域的适用受到诸多限制。 占有的公示效果是残缺的。但是,在以登记作为动产物权公示方式不现实时,以占有作为动产物权的公示方式是立法者无奈的选择。而“善意取得”制度在补正占有公示效果的残缺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风险负担以所有权人主义为一般原则。但在买卖合同中却存在“所有权人主义”与“交付主义”之争。在动产买卖中,因为“保留所有权买卖”这种特殊买卖形式的存在,使得“交付主义”当然胜出;而在不动产买卖中,笔者认为在先交付后登记的情况下,应以登记作为风险转移的标志;先登记后交付的情况下,则应以交付作为风险转移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