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以及资源短缺等问题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经济发展、社会安全和环境恶化的矛盾越发突出,因而环境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环境保护也由此成为政府部门的工作重点。然而,过去几十年间,我国一直实行的是以GDP为核心的单维激励方式,这种制度安排导致地方政府官员为晋升而进行政绩锦标赛。财政分权背景下的地方政府官员倾向于牺牲环境以获得短期经济增长,而环保政绩考核体系的建立使得绿色GDP成为干部晋升考核的关键。西方学者和国内早期学者的研究已经肯定了政治因素在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履行方面的作用,但是,该领域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关联与企业环境社会责任,而对地方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方面仍是空白。因此,本文试图构建一个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就反腐败中的腐败官员“落马”和地方政府换届中的官员更替这两个角度切入考察地方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履行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挖掘中国企业决策行为的内在逻辑。首先,本文以中共十八大的反腐新政为契机,探讨反腐败中的腐败官员“落马”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1)反腐新政已经获得初步效果,腐败官员“落马”后,当地企业的环境表现得到显著改善;(2)区分官员级别后的结果显示,省部级腐败官员“落马”和地厅级腐败官员“落马”均对当地企业的环境表现产生积极影响;(3)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腐败官员“落马”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提高、研发投入增加;(4)进一步研究发现,反腐败对企业环境表现的作用会受到企业特征和区域制度因素的影响。其次,本文探讨了政府换届中的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换届后,若继任官员来自本地调任,则当地企业的环境表现将得到改善;而若继任官员来自异地调任,则当地企业的环境表现将恶化;(2)机制检验发现,地方政府换届后,若继任官员来自本地调任,则当地的环境治理投资显著增加;而若继任官员来自异地调任,则当地的环境治理投资显著降低,即继任官员通过地方环保治理水平影响企业环境表现;此外,离任官员非正常换届会影响本地调任的新任官员的地域偏爱情结发挥作用;(3)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环境表现的作用会受到企业特征和区域制度因素的影响。第三,本文以中共十八大的反腐新政为契机,探讨反腐败中的腐败官员“落马”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在腐败官员被中纪委通报后的当年显著降低;(2)区分官员级别后的结果显示,省部级腐败官员“落马”和地厅级腐败官员“落马”均对当地企业的环境表现产生消极影响;(3)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腐败官员“落马”后,新任官员出于政绩考虑或者上任适应期而使地方环境监管水平及地方环境治理投资降低,从而使企业受到的地方政府监管压力减弱,导致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降低;(4)进一步研究发现,反腐败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作用会受到企业特征和区域制度因素的影响。最后,本文探讨了政府换届中的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官员发生更替后,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显著降低;(2)进一步区分继任官员来源之后的结果显示,地方政府换届后,若新任官员为“异地调任”组,则当地企业更可能降低其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若新任官员为“本地调任”组,则无此表现;(3)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地方官员发生更替后,异地调任的新任官员基于短期政绩的考虑或者由于岗位适应期的需要而可能降低当地的环保治理水平,降低对环境的重视程度,从而影响当地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4)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作用会受到企业特征和区域制度因素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不仅为理解中国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的内在逻辑提供一种新的思路,而且也从地方政策不确定性这一政治经济学视角切入,为政府部门完善绿色政绩考核,把握改革方向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同时也为中国推进改革深化、加强制度建设、经济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寻找了重要的经济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