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人民币升值,受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劳动力成本上升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优势丧失,各地区开展了以技术密集型为主要特征的产业转型升级。伴随着技术快速进步,技术与高技能劳动力互补性增强导致的劳动力内部的收入差距成为经济学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作为劳动力市场上重要力量的农民工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每一次政策变革及社会经济变迁也深刻影响到农民工的就业与收入。近年来农民工内部群体同质性不断减弱,异质性不断增强,内部技能溢价愈演愈烈。农民工作为低技能劳动力的主要提供群体,在技术进步背景下,受中国劳动力市场城乡二元制度的影响,其对岗位适应性存在一定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最终反映到收入水平上,进而影响到农民工人力资源开发的路径与方式,最终会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推进。因此,以金融危机为节点后的大规模产业升级导致的技术进步作为研究的背景,专门针对农民工群体就业及收入的研究将具有一定意义。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疑问:技术进步对农民工收入是否产生了影响,是否出现了技能溢价?技术进步如何影响了农民工就业,并最终反映到收入上?本文就此问题展开研究。本文遵循“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政策建议”的分析思路,以技术进步导致的农民工技能溢价为出发点,以更好的推动农民工同就业岗位的匹配为落脚点,将省际的宏观数据和微观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CMDS）结合,实施规范分析、比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在理论部分,以技能偏性型技术进步的技术与技能互补关系为理论基础,分别从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就技术进步对农民工内部就业的影响机理展开分析,分析了技术进步如何影响了农民工就业岗位需求的变化,及如何改变了异质性农民工的就业选择,最终影响到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在实证分析部分,先从宏观视角出发,本文描绘了产业转型升级期农民工就业及收入的基本特征及变化趋势,实证分析了技术进步对农民工就业岗位需求结构的影响。再从微观视角出发,实证分析了技术进步如何改变了异质性农民工的就业选择,最后通过分析技术进步与就业岗位和个体微观特征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得出技术进步导致的岗位溢价水平和技能溢价水平。本文主要结论归纳如下:（1）在技能偏性型技术进步理论框架下,本文归纳的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就业与收入的影响机理如下:首先,技术进步改变了就业的需求结构。技术进步通过提升部分就业岗位的人力资本门槛,改变技术与技能之间互补的关系,最终导致就业岗位需求结构变化和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的收入变化;其次,技术进步通过“市场摩擦效应”及“腐蚀效应”改变了异质性劳动力的就业选择;最后,就业需求结构的改变及异质性劳动力就业选择的改变,最终通过岗位变量反映到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上。（2）在技术进步与农民工就业及收入的基本特征描述性分析部分。本文分别使用“行业分层法”“职业分层法”和“岗位分层法”对农民工就业和收入的基本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第一,使用“行业分层法”发现,农民工从事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低端行业和中端行业,2011年至2016年间农民工从事的行业结构呈现出“降级”趋势,但行业收入的相对增长呈现了“升级”的趋势。第二,使用“职业分层法”发现,农民工从事的职业主要集中在低端职业和高端职业。2011年至2016年间农民工从事的职业结构呈现出“极化”趋势,职业收入的相对增长基本呈现了“极化”的趋势。第三,使用“岗位分层法”发现,农民工从事的岗位主要集中在低端岗位和中端岗位。2011年至2016年间农民工从事的岗位结构呈现出“降级”趋势,岗位收入的相对增长也呈现了“降级”的趋势。进一步对岗位内部异质性劳动力就业边界的研究发现,2011年至2016年间所有岗位均出现了低技能农民工的就业边界缩小,中等技能和高技能农民工就业边界扩大的趋势。其中高端岗位内部不同技能劳动力就业边界的调整最剧烈。进一步对岗位内部异质性劳动力工资收入均值的研究发现,在所有岗位内部,中等技能和高技能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均值提升明显,超过低技能农民工工资收入均值的提升,表明岗位内部不同技能农民工就业边界同其工资收入均值的变化呈现正相关关系。（3）从宏观视角对技术进步、农民工就业岗位需求及岗位收入的实证结果发现,技术进步导致了就业岗位结构的“降级”,高端岗位比重降低,低端岗位和中端岗位的比重增加。分解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对农民工岗位影响的贡献度不断提升,并且在高端岗位上更明显。技术进步不仅造成了岗位结构变化,也造成了不同技能劳动力同岗位的重组。技术进步导致各技术水平的岗位内部出现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替代中等技能劳动力的现象。（4）从微观视角对技术进步、个体微观特征与农民工就业岗位选择的实证结果发现,技术进步会显著的降低新生代农民工进入中端岗位和高端岗位的概率。但在高端岗位进入上,技术进步加剧了性别歧视。技术进步推动了中等技能农民工就业岗位“极化”,推动了高技能农民就业岗位“升级”,推动了经验丰富的农民工就业岗位“降级”,并且技术进步在技能水平上的影响要超过工作经验。技术进步会降低社会关系在找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具体为降低依赖本地朋友、依赖家人/亲戚和依赖同乡/同学寻找工作的农民工进入中端岗位和高端岗位的概率。技术进步会提升依赖政府部门/社会中介寻找工作的农民工进入中端岗位的概率。技术进步推动了有较优越家庭经济状况的农民工就业岗位“极化”。（5）对技术进步、就业岗位和个体微观特征与农民工收入的实证结果发现,中端岗位和高端岗位均显著提升了农民工的收入水平,高端岗位对农民工收入的提升效应远大于中端岗位,这种效应尤其在技术进步较快地区更加明显。拥有中等技能水平和高技能水平的农民工显著提升了农民工收入水平,高技能对农民工收入的提升效益远大于中等技能,只有在技术进步较快的地区,才会有明显的技能溢价出现。这说明技术进步最终造成了农民工岗位溢价和技能溢价。技术进步较快地区同技术进步较慢地区的农民工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特征差异,占比为58.81%,也就是说技术进步较快地区农民工拥有更好的禀赋,这是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系数差异仅能解释总差异的41.19%,反应了技术进步较快地区同技术进步较慢地区劳动力市场歧视程度。进一步分析主要解释变量对两地区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的贡献后发现,尽管两地的要素禀赋存在差异,但岗位特征变量、个体特征变量、人力资本变量及社会资本变量主要是通过系数特征差异影响农民工总收入差距。技术进步改变了农民工岗位变量和个体微观特征对收入的影响效应。技术进步提升了农民工在中端岗位和高端岗位的收入水平,并且对其高端岗位收益的提升超过中端岗位。在技术进步较慢的地区,快速提升技术水平可以大幅增加高端岗位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从而缩小同技术进步较快地区的岗位收益率差距。此外,技术进步还改变了个体特征变量对收入水平的影响效应。技术进步会提升中等技能和高技能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技术进步可以提升工作经验丰富的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这一效应在技术进步较快地区更加明显。在技术进步较快的地区,技术进步均会降低社会关系对收入水平的正影响;但在技术进步较慢的地区,技术进步则可以提升社会关系对收入水平的正影响。技术进步会降低家庭背景对收入水平的正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