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的协商民主理论,在21世纪初期传入我国后,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家政治体制的深入改革,逐渐与我国社会相适应。在基层实践中,不同的协商民主制度针对不同的基层事务协商,会产生不同的治理绩效。在安徽天长的协商委员会制度中,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即“1”的民主回应、协商委员会主体成员即“n”的民主沟通和普通群众即“x”的民主参与等是影响协商成效的重要因素,以上要素的组合是协商制度运转、治理有效的关键。论文以安徽省天长市龙村为个案,以该农村社区的协商委员会为研究对象,以协商的参与者及其在制度下的合作为视角对协商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考察。调研发现,基于协商委员会制度,村协商委员会将村党员干部“1”、各基层组织代表“n”、利益相关群众和热心群众“x”等普通农村居民调动起来,以一种基层党员干部回应、主体成员沟通、多方人员参与的协商制度,引导各方有序表达利益诉求,通过对话的方式,调解基层矛盾,在优化基层治理的同时,也增进了基层民主。笔者发现,龙村党员干部主要在协商中起领导作用,他们回应居民诉求,并凭借其党员干部身份以及与上级的联系为协商带来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在基层党员干部的主持下,从村各基层组织中选举产生的协商委员会主体成员可凭借正式和非正式两种沟通渠道,激活普通居民的协商意愿,推进协商的进程;而生活在龙村的普通居民,在协商委员会成立后,有了利益表达的新渠道,也愿意运用协商化解矛盾。安徽省天长市龙村党领导的协商委员会制度运用“回应-沟通-参与”的协商民主模式,将基层各组织代表和普通居民组织起来,将自治与他治结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合力,以协商的方式化解基层矛盾,不仅优化了农村社区治理,还增进了基层民主,促进了村民自治的发展,是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一种形式。论文对基层协商民主的研究要求我们思考,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须在微观上重视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的关系。协商委员会制度在龙村的运行给我们提供了思路,基层治理和基层民主绝不可二分,基层民主对基层治理有促进作用,基层治理反过来又可以增进基层民主。村民自治内在的民主价值通过自治有效加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