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性合同与继续性合同是传统民法中两种重要合同种类,但在过往的理论和实务中,这两种类型的合同都鲜少被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虽进行了制度创新,但其仅将不定期继续性合同作为调整和规范对象。然,司法实践出现的情形表明,明确约定了履行期限的继续性合同在出现重大事由,导致已不能合理期待合同可履行至约定期限届满时,也需要为当事人提供从合同束缚中脱身之路径。本文以此作为出发点,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论证,旨在为继续性合同基于重大事由解除提供方法论。第一部分,论证了继续性合同重大事由解除的必要性。合同履行时长会对合同给付义务的内容和范围产生影响是继续性合同的本质,基于时间因素在继续性合同领域的重要性,为平衡合同继续履行的弊害与合同相对人对合同拘束的合理信赖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应当承认继续性合同之当事人在特殊情形下的解约自由。但是,实定法于设计合同解除制度时以一时性合同为初衷,一般法定解除因关注于“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无法适用于多数继续性合同僵局;基于构成要件的特殊性和人民法院在适用时的谨慎态度,情事变更规则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提出的“违约方解除权”被很多学者视为打破合同僵局的最有效方式之一,但我国并无“违约方解除权”所依据的理论根基,且这一规则也无法完全破除继续性合同僵局。第二部分,为继续性合同重大事由解除设计路径。考察比较法得知,《德国民法典》第314条为继续性合同解除的一般条款,其规定了继续性合同的解除事由需为重大事由。一般条款所具备的灵活性,使得此种立法例为采用分则式的我国台湾地区所移植,但并未被我国立法者采纳。在立法工作已完成而法律漏洞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当事人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类推适用与之相似的继续性合同解除规则以请求解除合同。若类推适用所需法律技术于当事人而言要求过高,在非金钱债务中还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80条之规定提起解除合同的形成之诉;在金钱债务场合则对“债务标的不适于强制执行”作目的性扩张解除,随即提请解除合同。第三部分,为继续性合同重大事由解除的适用提出建议。在适用继续性合同重大事由解除制度时,应当逐一审查案件事实是否符合重大事由解除的构成要件。继续性合同因其履行之特殊性,应于重大事由达成时迅速地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并于解除后应当例外地免于清算。并且,继续性合同重大事由解除非定期继续性合同独有,不定期继续性合同于必要时,亦可适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