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0条、第77条赋予了司法机关就行政处罚“明显不当”的司法裁量权,司法机关就“明显不当”的行政处罚行为具有判决撤销或者变更的权力,“明显不当”作为违法行政行为的重要司法审查标准之一自确立以来受到广泛关注,学界对此已有诸多有益探讨,实践中适用“明显不当”作出裁判的判决数量逐年增加,破除了滥用职权、显失公正适用难的司法适用困境,但“明显不当”标准缺乏立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其的准确定位,致使理论与实务就行政处罚“明显不当”的认定标准、适用范围、判决方式的选择产生出不同的理解。通过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案例的实证分析,勾勒出“明显不当”认定标准、适用范围、判决方式选择在实践中的真实图像,有助于理解“明显不当”内涵,明晰“明显不当”适用现状,梳理法官裁判逻辑。对323份行政处罚“明显不当”的相关判例进行研读分析后发现,实践中“明显不当”的认定标准众多,通过整理大致归纳出两种标准类型即原则性标准以及实体性标准。原则性标准包含了比例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平等原则、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等,实体性标准包含了未考虑相关因素、违反业已形成的裁量基准、行政处罚不具有可执行性等;“明显不当”是行政机关行政裁量权行使的审查标准,是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司法控制手段,“明显不当”标准在实践中适用范围广,不限于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程序适用、处理结果等方面。此外,由于立法机关缺乏对“明显不当”判决方式适用情况的说明,司法机关作出判决时是选择撤销还是变更也没有具体解释。实践中表现为就行政处罚“明显不当”作出的判决方式选择存在差异性。无论是学界对行政处罚“明显不当”内涵理解分歧,还是实践中行政处罚“明显不当”认定标准的模糊性,适用范围的不明晰,判决方式缺乏说理都制约我国的行政法治进程。“明显不当”的司法认定困境在于实践中没有形成统一的适用逻辑,致使出现同案不同判,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标准与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等审查标准的适用边界不明晰,造成各审查标准的适用混乱与杂糅,实践中“明显不当”还存在泛化使用,有误用滥用之嫌。因此有必要明确行政处罚“明显不当”内涵,划分其与“滥用职权”的功能定位,细化其认定标准,剔除不适当的认定标准,厘清适用范围,梳理与其他审查标准之间的适用界限,明确在判决方式的选择上,撤销判决优先于变更判决。以实现“明显不当”行政裁量客观性审查的司法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