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曹禺的戏剧创作与美国现代戏剧家尤金·奥尼尔影响的关系，海内外研究界争论颇大，大致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措辞激烈的“模仿说”。在上个世纪30年代研究曹禺初始，就有人推论，曹禺的剧作全都是“模仿”西方名剧之作，尤其是模仿奥尼尔的剧作。在当时的语境中，谈到模仿似乎总有抄袭之嫌，所以曹禺起初很忌讳提到奥尼尔戏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极左思想的干扰以及对欧美文化的排斥，有关曹禺的评论绝口不提西方影响。改革开放之后，陆续有学者开始撰写论文，探讨曹禺戏剧与奥尼尔影响的关系。这些论文虽然不象早期的评论那样言辞激烈，但在研究视角上仍没有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多是从曹禺剧本的个案入手，寻找其中与奥尼尔剧作的相同或相似之处。这些论文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重影响，轻接受，忽视了文化的互动性和接受者的主观能动性。 另一种观点则是“融化说”。这首先来自于曹禺自己的表述。这种观点得到了很多大陆研究者的支持。他们充分肯定曹禺作品的民族性，认为“曹禺已将外国的东西不露痕迹地‘化’到民族的东西之中。”“曹禺上路后不大遵守先师的遗训，而是返身到这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吸取养分，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他扎根于中国的大地，用中华民族的审美眼睛去评判世界，表现世界。”1这样的结论事实上也很难令人完全信服。且不说曹禺最有影响的作品依然是他早期的三部剧作，而这三部剧作在戏剧情节和表现手法上确有模仿的痕迹，就是广泛表现在曹禺创作中的戏剧思想、悲剧意识等也都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能提供的。曹禺所创造的戏剧人物更是无法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找到同类，蘩漪、周冲、仇虎、金子等人物是中国文学中的另类形象，他们更为接近西方悲剧中的人物，有着强烈欲望和追求，很难用中国传统的审美尺度和道德标准对其进行评判。 这两种观点的争论为比较文学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那就是比较文学应该关注的焦点是什么?比较的目的是发现什么?结论是什么?本课题的研究，将以比较曹禺与奥尼尔为实例，融合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方法，以比较具体文学文本的差异性和独特性为契机，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中，重新审视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和影响，考察一种文化在接受他种文化的影响的时候，是如何从主题接受的角度对后者进行选择和改造，从而衍生出第三者：两种文化相互碰撞和交融所产生的一个变体。从而避免简单地搜罗一堆有关中西文学和文化相互影响的历史资料，或是机械地将各民族文学中的一些类似的现象拼合到一起，以证明某一文学现象不仅甲民族有而且乙民族也有，而非深入到具体的文学形式中对之进行解剖。同时试图通过这一比较研究，考察异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与途径，为文化影响和接受探索积极的、建设性的方法。 论文包括绪论与结语，共由六部分组成。主要内容在第一、二、三、四章。 论文的第一章阐释了曹禺与尤金·奥尼尔的可比性。曹禺虽然受到多位西方作家的影响，但笔者认为，他与奥尼尔之间的联系更有可比性。奥尼尔的个人经历和对中国文化的独特感受与喜爱拉近了他和中国文人的距离；西方文化对曹禺的熏陶则培养了他与奥尼尔相同的审美趣味。而曹禺与奥尼尔还有着十分相象的成长经历：两人都生长在不和谐的家庭中，有着同样苦闷的童年；两人在成长过程中都受到戏剧的熏陶，很早就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两人在各自的创作生涯中，又都恰逢类似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对于现实主义戏剧的迫切需要呼唤着真实反映现代社会与现代人的戏剧作品的出现。更为重要的是，曹禺与奥尼尔之间绝非单纯的不同文学之间的流传和借用关系，他们的作品有着共同的社会背景，表现了时代共有的悲剧性。审美与文化的共鸣、共同的艺术追求是将两位不同国籍的作家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缘由。 论文的第二章比较了曹禺与奥尼尔的悲剧观。在悲剧观形成的过程中，曹禺与奥尼尔都曾受到古希腊悲剧的影响，他们的代表剧作中都弥漫着浓厚的古希腊悲剧精神。他们都满怀对人性的同情和怜悯，不断探索着命运背后的神秘力量；他们都竭力诠释悲剧的真正意义以及悲剧的崇高与壮美；他们都关注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揭示梦幻与现实、过去与现在、精神与物质的对立与冲突，拷问人生的意义与归宿；他们的作品中都洋溢着对人类理想的永恒追求及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然而，无论是曹禺还是奥尼尔，都没有停留在对古希腊悲剧的简单模仿上，而是结合各自的社会现实与文化背景，对古希腊悲剧进行了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以往在研究奥尼尔对曹禺的影响时，往往忽略了二者创作生涯中所受到的共同影响，只注重二者之间影响、接受的关系，使研究过于孤立和片面。只有将古希腊悲剧理念作为客观参照物，才能更好地了解和把握奥尼尔与曹禺的悲剧观，更加深入探讨这两位完全不同文化环境中产生的剧作家的共性和个性。 论文的第三章通过比较曹禺与奥尼尔的戏剧人物，揭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在两位剧作家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时所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以及源自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两位剧作家在悲剧人物的塑造以及对待悲剧人物的态度上，所展示的不同的文化特质与内涵。 论文的第四章比较两位剧作家的表现主义手法及其渲染的现代悲剧的艺术效应。通过运用各种表现主义手法，奥尼尔向观众展示了人类精神上的荒芜和个体生命灵魂的痛失，从多个角度展示了现代人的精神悲剧和悲剧背后的社会及人性的根源。表现主义之所以对曹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最重要的是源自他在奥尼尔表现主义剧作中产生的审美共鸣和文化呼应。而曹禺正是将表现主义的戏剧手法与中国传统戏曲的表现手法结合起来，将西方现代戏剧的理念与民族戏曲的精华因素融为一体，才使其自身的创作在对中西方文化的共同接受和融合中，焕发出更大的魅力和光彩。 通过比较与论证，论文得出如下结论：1.奥尼尔对曹禺的巨大吸引，更多的是源自二者之间文化与审美的共鸣。然而，由于两位作家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受到不同的历史、社会以及文化的浸润，因此，在创作中无时无刻不带有自身文化的深刻烙印。通过对比两位剧作家的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历史、社会根源。 2.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熏陶，没有西方伟大的戏剧家的广泛影响，曹禺是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也不可能赋予他的戏剧作品深层次的多重内涵。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生长不出像《雷雨》、《日出》、《原野》这样的戏剧作品；但是，如果没有与中国社会的紧密结合，没有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曹禺的剧作也不可能如此长久地活跃在中国的舞台上，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观众。 3.曹禺对奥尼尔影响的接受，绝不是毫无条件的照抄或照搬，更不是原封不动地挪移，而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选择、消化、创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眼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作用既有正面的、积极的，也有负面的、桎梏的。 4.文化期待视界的封闭性往往使人们只把以往的文化当成中国文化，而不能把发展中的文化当成是中国文化本身在发展。中国文化从来都是一种不断扩展充实的文化，没有固定不变、万世一系的传统。对外来文化采取“开放”的态度，是一个民族有自信心的表现，也是一个民族文化不断向前发展，不断丰富自身的必然态度。 5.中国文化在接受异质文化影响的时候，往往呈现出以下规律：一是中国文化倾向于接受与自己文化相近的，或为自己文化所能包容的部分，排斥与本民族文化抵触的部分。二是中国文化倾向于接受具象的东西，不大接受抽象的、具有哲学思辩的理念。三是中国戏剧从来都是把观众放在首位，对观众的期待视野尽可能地予以满足，而且尽可能地照顾观众的欣赏习惯。中国戏剧从不考虑是写来读的还是写来演的这类问题，因此，在运用诸如表现主义技巧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放弃过于玄虚、过于抽象的手法，否则就会失去观众。通过对文化制约规律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到，任何接受都不可能是原原本本、不加选择的，而是充满着对抗、过滤、改造、变异、甚至重建。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规律的探索和认识，对于我们建构比较文学的理论，从事比较文学的实践，尤其是从接受的视角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