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人与自然的博弈从未停止。我国十余年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人与自然可以和谐共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以双赢。这一理念现已成为全球共识。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一环,理应顺势而为,投身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浪潮中去。时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探索将“绿色”、“生态”的理念融入企业文化。企业有没有动力去主动建设绿色文化,使之成为员工的自觉活动和企业的经营准绳,关键还是要看能否给企业带来真正的利益?本文主要围绕这一话题展开研究:首先研究了企业绿色文化与公司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并尝试厘清这一作用路径,然后考虑到目前社会对“绿色”的呼声和关注空前高涨,讨论了企业绿色文化、公共压力与财务绩效的关系,最后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层次和不同行业性质背景下企业绿色文化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差异。本文研究的难点是企业绿色文化的衡量。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并界定企业文化、企业绿色文化的概念,同时基于企业“同心说”理论,设计出一个绿色文化的代理变量。其次通过企业文化、公共压力、信号传递和企业竞争力等基础理论,从组织制度、内部构建和社会关系三个层面分析企业绿色文化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及路径,分析出企业绿色文化向外界传递了自身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并积极履行环境责任的信号,可以通过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来提升财务绩效。然后利用2013-2019年我国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研究企业绿色文化与财务绩效的关系,政府环境监管、公众环保诉求、媒体环保监督等公共压力的调节作用以及产品市场竞争力的中介效应,并进一步区分了企业绿色文化的内容和行业性质。研究发现:企业绿色文化可以有效增加财务绩效,并且会显著提升企业数期以后的长期财务绩效,产品市场竞争力是企业绿色文化影响财务绩效的重要中介变量,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在政府环境监管、公众环保诉求的影响下,原绿色文化对财务绩效的促进关系被明显加强。如果企业有媒体负面新闻报道发生,这种促进关系就会被明显削弱。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构建的绿色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更能提高企业财务绩效,而绿色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正效应并不明显;并且本文结论更适用于重污染行业。为了验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四种方法进行检验:一是替换变量:用Roa和考虑盈余管理后的息税前利润率替换Roe;通过提取关键词的方法设计了一个新的绿色文化代理变量以替换解释变量;二是更改样本量:考虑到上市公司披露绿色文化相关数据的规范程度,将样本期间重新界定为2016-2019年;随机删减20%的样本;考虑到公司CEO变更对企业文化一致性和稳定性造成的影响,删除了CEO当年发生变更的样本;增加2020年数据对基准回归进行了重新检验。三是通过工具变量、控制变量滞后一期等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四是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以解决样本选择偏差问题。本文从文化与行为的角度出发,探讨企业绿色文化建设的经济后果,并试图厘清其中的内在机理:一方面证实了企业绿色文化强度越高,财务绩效越好,有利于为企业树立正确的文化导向,鼓励企业培育好、发展好、利用好符合当前“生态”、“绿色”理念的企业文化,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源源不断注入新力量;另一方面探讨了政府环境监管、公众环保诉求和媒体环保监督等不同公共压力对企业绿色文化建设发挥的“宣传”和“约束”作用,为企业如何正视公共压力提供了解决措施,也为多元主体如何助力企业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