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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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加重犯因源于自陷禁区理论而一度被视为“结果责任的残余”,学界因其法定刑的特别加重展开过激烈的存废之争。在刑法责任主义得以贯彻的今天,支持论者不断的解释修正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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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加重犯因源于自陷禁区理论而一度被视为“结果责任的残余”,学界因其法定刑的特别加重展开过激烈的存废之争。在刑法责任主义得以贯彻的今天,支持论者不断的解释修正才为结果加重犯的立法筑牢了根基,其中危险性说又奠定了限制结果加重犯的理论基石。本文通过结果加重犯司法认定现状的展示和基础理论的回顾,试图明晰其加重处罚依据之“特殊不法”的内涵,从而厘清我国结果加重犯的法定范围,为结果加重犯的客观限制提供路径。全文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我国结果加重犯司法认定现状的展示。笔者通过对国内代表性案例的简要介绍,发现了结果加重犯司法认定的现状十分混乱,尤其体现在第二层次因果关系(基本行为和重结果之间)的判定上。实践中除了承认直接因果关系和条件说外,还引用“必然因果关系”这样的哲学概念,甚至在未论及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就对结果加重犯的成立予以肯定。刑罚设置如此之重,而实践中的认定却标准不明,这一乱象令人担忧。第二部分涉及对结果加重犯基础理论的回溯和独立价值的探究。笔者由学界对结果加重犯展开的存废争议,总结出“加重处罚依据”这一焦点问题,认为“复合形态说”和“危险性说”都有可取之处,提出了符合我国立法实际的“复合——危险”二元论,为结果加重犯在法规范中的继续存在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言明,其中以危险性说为支撑的结果加重犯之成立,需要受到更多限制。第三部分探究结果加重犯的客观限制路径,是全文的重点。为解决结果加重犯司法认定标准不明和部分刑罚设置颇重的问题,笔者选择了更及时和经济的方法:以现刑反制其构成的递进式路径。先以限制重结果的性质和程度来厘清其在我国的法定范围;再通过借鉴德国直接性关联理论,限制“超和刑的结果加重犯”的成立范围:以“修正的行为基准说”判断“固有危险”的成立,以近因说作为判断“固有危险实现进程”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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